在美国_四

四

新泽西州霍博肯

美国

一八七六年八月九日

亲爱的朋友：

对了，一封信。你一定在想她已经被美洲大陆吞噬了。这封信我在脑海里构思了好些天，一路上所见所闻太多了，我没法一一回忆起来。我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是在华沙的最后一段时光。是在火车站上你那闷闷不乐的脸。我看不见熙熙攘攘的人群，听不见那些学生向我唱起的爱国歌曲。我看见的只是朋友的悲伤。亲爱的朋友。我保证过我们不会失去联系。在我的心目中你是那样亲切，而且永远如此。不过，我是不是想念你呢？我要坦诚相待，讲心里话，如果对你都不能讲心里话，我还能对谁讲心里话呢？不，现在还不。看见你垂头丧气，在火车开动前离开站台，我心里轻松了许多。又少了一个心理负担：你的悲伤。你想让我也像你一样，郁郁寡欢，相信生活不可能从头开始，相信我们都无法摆脱现实生活的桎梏。但是，亨利克，我不接受这种观点。我能够改变，我知道我能够改变。我现在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你会说，这不过是演员的幻觉：经常变换角色，穿上其他角色的服装。好吧，我会让你明白，即使在舞台之外，人也可以变化！

我离开以后你是不是又去喝得烂醉？你肯定去喝酒了。你是不是对自己说我的玛琳娜永远抛弃了我？你肯定说过。不过，虽然谁也不知道我们何时才能见面，但我并没有永远抛弃你。我离开波兰你感到沮丧，觉得更加离不开我。在记忆中你会夸大我的魅力，忘记我的存在给你带来的痛苦，忘记可怜的爱慕带给你的痛苦。你的思念一直跟着我：她上了火车，她上了轮船，现在到了美国，她已经在无法想像的景致中开始新的生活，她把我给忘了。不久，你会感到气愤。也许你现在就很生气。你会感到衰老，然后想到，她也要衰老。要不了多久，她就会人老珠黄。这样想你会高兴一些。

如果可以让你好受一些，那你就想像：火车驶出车站，我关上包厢的门，脱下手套，摘下帽子，从水罐里倒出一些水，用湿毛巾捂住脸。这会把脸上化的妆全毁了，显露出眼睛下面粗黑的环形线条，显露出从鼻子延伸到嘴角的线条。我颓然倒在椅子上，不住地颤抖，不知是该哭还是该笑。那么多的告别场面！你是否意识到，那些告别的场面险些让我放弃了计划？在帝国剧院告别的当天下午，年轻的演员含着眼泪挤在光秃秃的舞台上；傍晚时分我离开剧院，一大群戏剧爱好者围在舞台门口，脸上带着责备的神情；最后几天他们云集在我寓所下面的人行道上。报上公布了出发的时间，我们没法保密，大学生排着长长的队伍，一边喊着口号，一边唱着歌，一直将我们的马车送到火车站。在上火车的时候，一个大学生送给我一个扎着红白丝带的花环，上面写着：“献给玛琳娜·扎温佐夫斯卡——波兰青年敬献”。“他们想让我感到内疚。”我对波格丹说。“不对，”他回答说，你知道他是多么温文尔雅，“他们想让你感到他们的爱。”但是我想，这难道不是一回事吗？

我不明白，我干吗应该为离开波兰而感到内疚！

到达不来梅，我们旅途才开始，我已经感到苍老了一岁。离“唐诺号”起航还有两天时间，这两天里我无所事事，只想好好休息休息。不要以为我生病了。没有头疼，一点也没有。我感到虚弱，似乎我内心流失了某些东西。要不，我就是在准备进行最后的决战。“你是在自我判决。”在扎科帕内你曾对我说过，“如今你感觉到有责任进行到底。”不是这样，亨利克。如果说受到驱使，我承认。如果说是责任，我从来没有这种感觉。不过我的确不知道到最后我会不会动摇。也许我还在想某个人会阻止我。也许我一直都认为某个人会来阻止我。很多人都极力阻止过我。很多人，其中包括你，都提醒我要考虑自己的身份，玛琳娜夫人对他们太重要了，他们不能没有她。要不，玛琳娜夫人对戏剧舞台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甚至对波兰这个国家都至关重要。而她想要的只是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在不来梅我还得承受最后一次告别的场面。想阻止我前往美国的最后一次尝试。他在科迪莉亚旅馆等候我，我只同你一个人谈他的事。而且还捧着鲜花！他不是什么崇拜者，不是一般的年轻人，戴着学生帽，在大厅徘徊，将鲜花塞给我。他是一个板着面孔的老人，头戴一顶古怪的毡帽。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些。波格丹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样，抢先接过鲜花。直到他开口说话我才认出他来。“欢迎到不来梅来。”他就讲了这么一句话。这怎么可能，亨利克？他怎么会有如此大的变化。

等我回过头，他已经消失了。皮奥特在我身后，跟旺达在一起。我浑身哆嗦，脸色肯定很苍白。我回到柜台跟前，跟波格丹在一起，我感觉到声音已经沙哑。在柜台我们发现有些信件：朱利安写给旺达的信，朱利安和里夏德写给我们的信，最后一封信寄自纽约；波格丹姐姐写给他的信，他姐姐当天下午到（她执意要来送行）；不来梅莎士比亚协会写给我的信，希望我光临某些前途无量的年轻演员的朗诵会，朗诵《裘力斯·恺撒》；还有戴毡帽的老人留的口信。他从德国报纸上得知我要去美国，打老远从柏林赶来，说要看看皮奥特。当然，我没法剥夺他向儿子告别的权利。

你想像得出这次会面给我带来的恐惧吗？但是我更害怕做个懦夫；这一点你也了解。我按门房的要求，留下便条，约定第二天下午在附近的威悉河散步时见面。波格丹竭尽全力安慰他的姐姐，可怜的伊莎贝拉。我告诉波格丹，说要带儿子出去散步，又对皮奥特说要去见外婆的一个老朋友。（别指责我又重提旧事，亨利克！）当然，他又迟到了，随后一言不发，扑向孩子，把皮奥特拥抱在他那件旧外衣里。皮奥特自然要大嚷大叫。我让女仆把皮奥特带回旅馆。海因里希没有反对。他连句再见也没说，也没有充满父爱的眼神。他仍然那么残忍，亨利克，这个呆板、悲哀的老人。随后我们继续散步，但我们无法肩并肩地交谈。“什么？”他老是问，“什么？”“你是不是聋子？”我说。“什么？”我们到阿尔特曼肖霍一家咖啡馆，在临河的窗边坐下。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不允许他指责我。“指责你！”他大声嚷道，“我干吗要指责你？”我说也不允许冲着我嚷嚷。“但是，我连自己的声音都听不见。”他哀诉道，“你看得出来，我的耳朵不好。”接着他描述了他这些年在柏林的生活，谈到跟他生活在一起的女人，如今患了胃癌的女人。“不久我就会完全无依无靠，孑然一身。眼看就要孤苦伶仃了，老扎温佐夫斯基。☾1☽”他也在指责我抛弃了他？我问他是否需要钱，他做出一副义愤填膺的模样，最后还是接受了我的钱。是的，他的确想动摇我的决心。起初他说海上旅行有多么危险，好像我一点也不知道似的，甚至提醒我“唐诺号”的姊妹船“莫瑟尔号”去年遭到袭击的情况。你还记得当时的报道吗？就在轮船即将驶出不来梅港的时候，炸弹提前爆炸，炸死八十九人，炸伤五十个乘客和船员。然后他郑重其事地预言，说我不会喜欢美国的。美国不尊重文化，谁都知道，戏剧对美国无足轻重，美国人喜欢的是粗俗的娱乐，等等。我向他保证，我到美国不是去寻求我留在欧洲的东西，完全不是。最后他声称，我无权剥夺他和儿子见面的权利，听他的口气，好像他真关心过这个孩子！他喋喋不休的谈话显得虚弱无力，完全没有了原来讲话的气势。他一阵阵地干咳，不断用手指梳理稀疏灰白的头发。我不认为他真相信能阻止我。他只是要表现一番。他想得到我的怜悯。他真够可怜。我没有怜悯他。我总算摆脱了他。

然而，在这个时候我意识到我曾经真正爱过他。也许我对其他人从来也没爱得那么深切。我爱他，是因为想出人头地，想在世界上成就一番伟业。

即使是这个可怜的家伙也没能破坏我上船时兴高采烈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