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_七

七

那种感觉像是恶作剧，像是离家出走，或者说像是在撒谎——她很会撒谎。玛琳娜又要从头开始，准备重返命运之途。命运之途使她深刻地意识到她没有迷失方向。

玛琳娜于六月底抵达旧金山。身上的皮肤好久没有感受到旧金山那海洋气候的清新与潮湿了。海湾风光秀丽，城市布局散漫，在淡淡的雾天，从城市中心那些陡峭街道的最高点可以眺望大海的景致；这一切她都已经淡忘了。然而，诺布山麓下的加利福尼亚剧院，那宽大的入口和宏伟的柱石却鲜活地铭刻在她的脑海中，这是她魂牵梦绕的地方。

波格丹安排她住在卡普顿·扎兰尼基老夫妇家中。一个体面的女人暂时离开家人的时候并不想独自生活。之所以选择扎兰尼基夫妇，是因为这对夫妇慈祥体贴，而且扎兰尼基夫人是美国人，这样玛琳娜就不会成天讲波兰语。扎兰尼基先生是当地土地局的资深职员，负责土地测量和土地资格认证，他显然熟悉方方面面的人，上至州长下到波希米亚俱乐部的成员。加利福尼亚剧院负责舞台表演的经理奥古斯·巴顿非常固执；通过他们的共同游说，也许可以说服他接受她的试演。她到达旧金山后的第一天上午就穿过布什大街溜进了加利福尼亚剧院，像一个感到恐惧的角斗士，为了给自己壮胆，在角斗的前一天偷偷地走进空旷的竞技场，坐在看台的最后一排，俯瞰场内铺排平整、未沾血迹的细沙。她溜进一间包厢，想看看红色天鹅绒幕布，打量一下静谧幽暗的舞台。孰料，舞台并不幽暗：舞台上正在排练。一个高大的男子坐在第十排，她心想这人会不会就是巴顿。他身着黑衣，弯着身子，正好从座位上弹起来冲向舞台，朝一个演员大吼：“不要对我说你今天晚上‘不会出错’。我讨厌这句话。如果你能够不出错，现在就‘别出错’。”没错，他肯定是巴顿。

她在给亨利克的信中坦言，现在的问题是她很少有独处的时间。她到旧金山的消息不胫而走。（凡是有波兰人聚居的地方，她怎么可能隐姓埋名？）旧金山波兰人居住区的每个同胞都希望受到邀请，与她见面。面对离乡背井的同胞热情洋溢的爱慕和敬重，她很难按捺日益强烈的雄心壮志，很难克制对失败的恐惧。卡普顿·扎兰尼基先生流亡美国，是因为他三十年前参加了波兰人民为反抗奥地利统治而掀起的自由民主革命。那次革命遭到梅特涅☾1☽的残酷镇压，许多波兰自由派、主张起义的上流人士和知识分子惨遭杀害。尤其令人感到恐怖的是波兰农民充当了镇压的爪牙。扎兰尼基先生不但对故园遭受的灾难深有感触，而且对接纳他的美国的政治也非常关注，但那天晚上他们只讲波兰语。他自诩是社会主义者，但他告诉玛琳娜，他对社会主义在美国的前途不抱希望，因为美国的穷人崇拜富人，就像欧洲人效忠贵族和教士一样。他主动向她阐明美国两个政党的差别，但玛琳娜最终明白的，不过是共和党希望加强中央集权，而民主党则想维持松散的联邦☾2☽。玛琳娜想，也许在南北战争之前，即奴隶制度问题解决之前来理解美国两党的纷争更为容易，因为那时理智的人都会做一个共和党人。她不明白美国人现在还有什么值得争论。一天晚上，扎兰尼基邀她去听罗伯特·英格索尔☾3☽的讲演，这个“伟大的不可知论者”有关无神论的演讲在旧金山吸引了无数的听众。玛琳娜对听众的热烈反应印象特别深刻。

对于一个演说家来说，听众频频点头称是无疑会给他极大的信心和勇气。然而玛琳娜此时却不停地自问，她如今选择的舞台艺术会有什么结果。她写信对亨利克说，无论结果，我都无怨无悔。不过，她怀疑自己是否言不由衷。

为了躲开那些热情的波兰同胞，她从扎兰尼基夫妇家搬了出去，独自隐居在附近一套带有家具的住宅里。她典当了所有首饰。虽然那些东西值不了几个美元，但也足够她省吃俭用两个月了。她要的是离群索居，在寂寞孤独中重构艺术的直觉和技巧、激发永不衰竭的欲望、再塑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正是依靠这些她才成为演员。坚定有力的台步和自然卓立的身姿已经不用再加锤炼。专注于自我的艺术才是真正创造的关键所在，她现在需要的是闭关修炼。

现在，她的世界里只有她和这座城市，她和她的梦想，她和英语这门语言。英语给她带来痛苦，但是又是她实现梦想的关键，她一定要掌握英语，让英语臣服于自己的“椅子”。

“是‘意志’，”科灵格蕾小姐说，“不是‘椅子’。”

第一次见到科灵格蕾小姐的时候，玛琳娜正在门廊高低不平的木地板上来回踱步。她胸前抱了本莎士比亚的作品，一边背诵《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的台词，一边醉眼迷离地从弧形的窗户向外眺望着大街。她突然意识到有人在看她。她是个矮胖的女人，玉米色的头发上戴着一顶大草帽。玛琳娜不由自主地嫣然一笑。那女人朝她做了个飞吻的手势，慢慢放下手也报以会心的一笑，然后迟疑了片刻，转身翩然而去（她的披肩在风中飞扬）。

几天后她们又见面了。那是一天下午，玛琳娜在家枯坐了八个小时后（学习英语、背诵台词），出门到离杜邦街不远的唐人街闲逛。不知不觉中，她转进了一条挂满灯笼的小巷。巷中萦绕着丝丝缕缕的音乐，两边金碧辉煌的茶楼阳台上不时爆发出喧嚣的尖叫声。小巷中每家店铺都装饰着三角旗。从敞开的店铺门口望进去，能看见亮堂的屋内杂乱无章的摆设，有牙雕、红漆盘、玛瑙香水瓶、镶有珠母的柚木桌、檀香木盒、油纸伞和山水画。她身边的苦力穿着蓝色的短夹袄走得飞快，倒是几个绅士悠闲自在，他们穿着淡紫色的印花长衫和走起路来沙沙作响的丝绸裤，头上的长辫子还扎着樱桃红色的丝绳。在她身后，慢悠悠地跟着两个妇人。玛琳娜停下来站在一边艳羡地打量着她们。她们头发梳得溜光，手腕套着玉镯，由丫鬟搀扶着。她的目光随意地滑落到她们宽大的裙裾下面，看见三寸金莲绣花鞋。她记得曾经在书中得知，这是中国的习俗，尤其是大户人家的女儿，很小的时候就被破坏脚骨的生长，缠上布条，让脚趾和后跟长到一起，直到她们长大成人。想到这里，她只觉得一阵恶心，口中一片酸涩，恐惧直灌心中。

“你怎么啦？要不要找个医生？”身旁有人问她。她极力克制，不能晕倒；问话的就是几天前她从窗口望见的那个年轻女人。

“啊，又是你。”玛琳娜软绵绵地说。她竭力抑制住又一阵恶心，艰难地笑了笑。她看见自己的笑容产生了奇妙的影响，年轻的女人上前帮忙，迅疾地冲进一间铺子，拿了一把白羽毛扇出来，使劲地朝她脸上扇着风。

“我没病，”玛琳娜说，“只是看见两个中国妇人……两个——”

“啊，小脚妇人。我第一次看到她们的时候，胃里也一阵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