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谍王 精彩片段：
第十章
迈格斯，我那位不讨人喜欢的秘密记者，正试图将斯迈利的注意力拉向我们工作中不道德的一面。他是想让斯迈利承认，只要能脱身，什么事都可以做。我怀疑他其实是想听到这条行为准则，好将它公然适用于生活中，因为他既冷酷又无礼，而且还想在我们的工作中得到某种特许，以便将他身上所剩无几的顾忌全都抛开。
但是斯迈利不会让他称心如意的。起初他显得快要发火了，我倒真的希望他这么做。如果他真有了怒意，最后他还是克制住了，没让它爆发出来。他开始说话，但是又停了下来，吞吞吐吐地，这不禁使我忖度着是否该结束这场讨论会。然而让我感到宽慰的是，他终于还是打起了精神。我知道他只是想起了他所经历过的某段私密往事。那些往事包罗万象，不可胜数，因而构成了他那种神秘的自我。
“你们知道吗？”他解释道——他总是这样，回答问题的精髓而不是问题的字面意义——“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从事我们这项工作的人应该更有原则才对。这一点真的非常必要。我们非得和魔鬼打交道不可，而且还常常要深入虎穴。根本无法让自己保持适当距离。而如众所知……”我偷偷瞥见迈格斯露出了得意的笑容——“和神比起来，魔鬼这个同伴要有意思多了，是吧？但是不管怎样，我们对美德的迷恋是不会消失的。自私自利与权宜之计自有其发展的局限性。”他又顿了一下，继续沉湎于自己的思绪里。“事实上我是在说，如果人类的欲望经常来影响你，我希望你不要认为这是自己的弱点，而应该给它一个公平的验证。”
我灵机一动，想到了“袖扣”。乔治想起了那个老人。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都弄不懂，为什么这个故事仍萦绕在我心头如此之久。后来当我和我儿子艾德礼安之间的关系处于低潮时，我才恍然大悟。他嚷着不想上大学，要去找一份薪资丰厚的工作。我将他的急躁不安误解成是崇尚物质主义，将他的渴望独立误认为是想偷懒怠惰，有天晚上我便大发脾气，羞辱了他。几个星期后，我真的为此感到羞愧。而也就在这几个星期内，我发现了这个故事。
之后我还想起斯迈利膝下无子，也许就某种程度而言，他对这件事所表现的暧昧态度，与此不无关系。每当我想到他会藉着矫正一种他从未拥有的关系来填补自身空虚时，我就觉得有点不寒而栗。
最后我又想起在拿到那些资料之后没几天，我就接到了一封匿名信，指责可怜的弗利文是一名苏联间谍。在面对愚忠的问题和那些逝去的世代时，弗利文和那个老人之间的确有某些神秘的共通处。不过你们得明白，这些都是经由许多背景资料推论而得，因为我从不知道哪个案子不是由百余件其他的案例营造而成的。
最后的事实是——就像我生命中经常发生的——斯迈利再次成为我的前辈。因为我才刚在陌生的审讯处安定下来就发现到处都有他的踪迹：在我们那些尘封的档案里，在我们那些过期的值日日志里，在我们那些资深秘书回忆的微笑里。她们谈起他来带有老小姐的一种甜蜜的敬畏感；她们说他有点像神，又有点像玩具熊，还有点——虽然她们总是急着掩饰他性格中的这个部分——像食人鲨。她们甚至会向你展示由南奥德里大街的托马斯·古德公司——还会是哪儿？——制造的骨瓷杯组。她们以溺爱之情解释着，这是安妮送给乔治的礼物。在他暂时得到缓刑，回总部复职后，乔治便把这件礼物送给审讯处——而当然，斯迈利的杯子就像圣杯一样：永远都不可能让凡夫俗子使用。
审讯处——如果你们对它了解不多的话——素有情报局的西伯利亚之称，而我很欣慰地发现，斯迈利不只一次而是曾两度被流放至此：第一次是因为他痛心疾首地提示第五处也许养肥了一只莫斯科中心的鼹鼠；而第二次则是发生在几年之后，不过这次来到这儿却是因为他是对的。审讯处不但有着西伯利亚的单调，而且跟它一样荒僻。审讯处并未设置在情报局的主要大楼里，而是位在一幢山形墙的底层那一排洞穴状的办公室里；这幢高楼矗立在诺森伯兰大街上，地处英国行政中心北端。
而且审讯处也如同其周围的多数建筑一样，有过辉煌的历史。它成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用来接收陌生人的投诉，听取他们的疑点，并平息他们的恐惧，或是——如果他们真的无巧不巧地碰到了真正的大案子——那就误导或是唬唬他们让他们闭上嘴巴。
譬如说，如果你认为你瞥见你的邻居在三更半夜弯腰拨弄一台无线电发报机；如果你看见某个窗口闪着奇异的灯光，而你既胆怯，又不太放心，所以不敢通知当地的警察局；如果有个奇怪的外国人在公共汽车上问起你的工作，然后又在你家附近的酒吧里出现；如果你的秘密情人向你告白——可能是出于孤独无依、故作勇敢，或是一种迫切的需求，只为了使他在你眼中显得更有魅力——他正为德国情报机关工作，那么，在和某个从未听闻的行政中心次长的助理联络之后，某一天傍晚，你就极有可能勇敢地冒着猛烈空袭，胆颤心惊地被领进一条到处堆着沙袋的走廊，来到九〇九室。在那里假冒的某某少校或上尉将会很有礼貌地请你坦诚陈述你的问题，而不必害怕遭到报复。
有时候，正如审讯处记录中的秘史所记载，大事的确就是源自于这些不祥之兆，即使直到今天，这种情形也依然偶尔会出现。所以尽管情况已和过去大不相同，现在审讯处的大部分工作也还是专门处理那些不请自来的麻烦，类似这封将矛头指向弗利文的匿名控告信，甚至还有——为支援遭人唾弃的安全部门——全面的审查询问，这是所有西伯利亚式作风中最糟的一环。
同样地，从这些惩戒中不是只能学到谦卑而已。如果一名情报官员不愿意听人说话，那么他就毫无可取之处了。而乔治·斯迈利——他身材圆胖，总是愁容满面，他谦冲为怀，始终锲而不舍，这位遭妻子背叛，习惯闷头抽烟，用领带里衬擦拭眼镜，陷于无尽困惑中长吁短叹的乔治——是我们这些人中最愿意听别人说话的人。
斯迈利能够带着睡意惺忪的眼睛听人说话；他能微倾着那肥胖的身躯，心平气和地倾听，脸上并露出善解人意的微笑。他能听别人说话是因为除了一个人——他的妻子安妮——以外，他对其他人并不抱什么希望，也不作任何批评。早在你全盘托出之前，他就已经宽恕了你最糟糕的过失。他听话的效果比一只麦克风更强，因为一旦遇到关键处，他的大脑就会立刻警觉起来；就好像他有办法预知关键性的话题何时何地会出现，并能予以切实掌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