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辩悬河突厥种——迺贤
2000年，一位爱好者从市场上购得一册元代墨迹：《城南咏古诗》书法作品。经交启功先生审阅，这位书法大家大叹称奇，认定这是元代大诗人迺贤的书法真迹，并希望对方能把这份国宝级文物捐给故宫博物院。同时，启功马上写了一封长达三页纸的信给故宫博物院院长朱诚如，说明这幅迺贤作品“不仅有艺术价值、文献价值，且属祖国古代民族华化见证之一，以物之稀，故弥珍贵也。”
为此，故宫博物院马上联系者，出资购买了这幅国宝。
这位让启功大师击案称绝的作品主人公迺贤，字易之，别号河朔外史。他的祖先乃西突爵葛逻禄氏，而“葛逻禄”的汉译意思为“马”，所以迺贤又名马易之，又称合鲁易之，迺贤易之，等等。
葛逻禄部世居阿尔泰山（金山）。其祖上为当年蒙古西征军签军入中国，编入“探马赤军”，参加过灭金灭宋的战斗。元朝统一后，迺贤家族迁于南阳，后来他随兄南迁，定居于浙东的鄞县（今宁波）。其兄塔海乃进士出身，官于嘉定宣慰使。
与萨都剌、贯云石、马祖常不同的是，迺贤一生蹭蹬不遇，终年为衣食奔波，大多数时间内穷愁潦倒，基本上没有享受过“贾宝玉”式“纳兰性德”式的富贵生活。
值得庆幸的是，迺贤青少年时代所居的鄞县名儒辈出，高岳、郑觉民等汉族硕儒均曾亲自授课于他，因此迺贤的儒学功底大异常人，他本人也成为浙东士林精英的一分子。不巧的是，元顺帝圣元元年（1335年）曾一度罢废科举，搁置了好几年，这使得如迺贤一般的士子大受挫折。
首次去大都就碰壁，迺贤作《行路难》一诗：
行路难，难行路，黄榆萧萧白杨莫。
枪竿岭上积雪高，龙门峡里秋涛怒。
嵯峨虎豹当大关，苍崖壁立登天难。
千车朝从赤日发，万马夜向西风还。
鉴湖酒船苦不蚤，辽东白鹤归华表。
夜雨空阶碧草深，落花满院行人少。
世情翻覆如秋云，誓天歃血徒纷纷。
洛阳争迎苏季子，淮阴谁识韩将军。
行路难，难行路，白头总被功名误。
南楼昨夜歌舞人，丹旌晓出东门去。
子午谷，终南山，青松草屋相对闲。
拂衣高歌上绝顶，请看人间行路难。
有研究说此诗作于1349年（至正九年），是迺贤贺元朝右相多尔济得封辽东国王所作，描写就职远征的艰辛。但据笔者看，诗中个人怨愤，溢于其间。
至正五年（1345），迺贤第二次北游大都，寄寓于金台坊。此次游历诗人作诗不少，并写出了两卷本的《河朔访古记》，亲自到包括上都在内的许多北方古城进行了实地考察。他写于至正六年的《京城燕》最为脍炙人口：
三月京城寒悄悄，燕子初来怯清晓。
河堤柳弱冰未消，墙角杏花红萼小。
主家帘幕重重垂，衔芹却傍檐间飞。
托巢未稳井桐坠，翩翩又向天南归。
君不见旧时王谢多楼阁，青琐无尘卷珠箔。
海棠花外春雨晴，芙蓉叶上秋霜薄。
以物拟人，迺贤此诗中包含着无尽的愤怒。
思乡归思乡，忧愁归忧愁，北方大地的壮阔景色也让诗人豪情倍增，追昔抚古，诗情盎然。其中最有名的包括《塞上曲五首》：
秋高沙碛地椒稀，貂帽狐裘晚出围。
射得白狼悬马上，吹笳夜半月中归。
杂沓毡车百辆多，五更冲雪渡滦河。
当辕老妪行程惯，倚岸敲冰饮骆驼。
双鬟小女玉娟娟，自卷毡帘出帐前。
忽见一枝长十八，折来簪在帽檐边。
马乳新挏玉满瓶，沙羊黄鼠割来腥。
踏歌尽醉营盘晚，鞭鼓声中按海青。
乌桓城下雨初晴，紫菊金莲漫地生。
最爱多情白翎雀，一双飞近马边鸣。
其一表现的是北方民族夜猎的场面，欢快豪情，诸人骑马踏月吹笳而归。其二表现游牧部落迁徙场面，毡车杂沓，大雪天气涉过滦河。其三写的是一个头挽双鬟的小姑娘爱美插花的意态。其四描写草原人民踏歌狂舞、尽醉至晚的豪放场面。其五写塞上风景，把人与自然的和谐展现的淋漓尽致。
十多年云游闯荡，壮则壮矣，金尽囊空之后，迺贤只得又返回南方的家中。为糊口计，出任东湖书院山长。
几年平静生活过后，1362年（圣正二十二年），元廷下诏召迺贤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求官心切的诗人立刻收拾行装准备北上。当时江南乱起，陆路不通，他只得经海道辗转入大都。
两年后，元廷派他南还，替朝廷祭祀南岳等地，“为国祈福”，这种“任务”，终让老诗人有一个“衣锦还乡”的机会。
乐极生悲，迺贤北还时，贼锋更盛，处处烽烟。他一路狼狈，最后加入元朝大将桑哥失里的幕府当参议。还好，朱皇帝北伐时，迺贤中风病死，时年大概六十岁左右，终免死于大明帝国的刀下。
迺贤一辈子生活颇为不容易，他对“劳动人民”的同情溢于诗间，代表作有《新乡媪》、《卖盐妇》、《新堤谣》、《颍州老翁歌》等多篇，很有“诗史”价值。
最值得一表的是，元末已经有“倭寇”骚扰浙江沿海等地，为此，迺贤有《送慈上人归雪窦追挽浙东完者都元帅》二首诗，其中有一首极为豪放，这位突厥贵种出身的色目人站在中华立场上，痛斥侵袭沿海的倭寇，大肆宣扬了元朝大将驱逐敌人的壮志豪情：
日本狂奴扰浙东，将军闻变气如虹。
沙头列阵烽烟黑，夜半鏖兵海水红。
筚篥按歌吹落月，髑髅盛酒醉西风。
何时尽伐南山竹，细写当年杀贼功！
清朝诗歌评论家顾嗣立表示：
“元时蒙古、色目子弟，尽为横经，涵养既深，异才辈出。贯酸斋、马石田（马祖常）、开绮丽清新之派，而萨经历（萨都剌）大畅其风，清而不佻，丽而不缛，于虞、杨、范、揭外，别开生面。于是雅正卿、马易之（迺贤）、达兼善（泰不华）、余廷心（余阙）诸公，并逞才华，新声艳体，竞传才子，异代所元也。”
仅从元代少数民族作家群观察问题，就可以见出诗文仍旧有所成就。从统计数字看，元朝的诗人四千多个，存诗十三万首有多。相较之下，唐代流传至今的作品为五万首，诗人二千二百家；宋代有诗人九千多位，存诗二十七万首。
但是，唐、宋两朝都有三百年左右的历史，以此相较，元朝才一百年左右，就能出现这么多的作家和作品，确实可称得上“繁荣”二字。
当然，诗歌方面，元代并无开山创派的大家。元代诗人的作品，仍囿于唐宋诗歌的藩篱之内。只有从萨都剌、贯云石、马祖常、迺贤这样“色目”作家的作品中，我们才能品有元一代才人诗文的卓尔不群之处。如果抛开民族偏见，不偏不倚地审视元代这些奇人逸士的作品和人格，我们定会惊喜发现许多熠熠闪光的亮点。
另外，对于这些色目人群中的精英分子，如果我们心平气和安静下来，抛开种族的眼光去观察他们，我们也会发现，在元帝国时代，他们也是艰辛地生活在夹缝之中。即使从语言方面，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也比第一等人和第三、第四等人花费的精力要多得多。蒙古贵族当然是只以蒙古语言为傲，汉人和“南人”自然不必理会蒙古语（宫廷中的高级官僚除外），这一点，从元朝灭亡后的结果可以清晰体会到，蒙古语言和西亚文化对汉人影响甚小；退回大漠中的蒙古人很快就回复并适应他们昔日的生活方式，根本未曾汉化过。而这些色目人，作为承上启下者，在元朝，他们一方面作为统治者的得力助手要把事情做好，一方面要同汉人搞好关系，对上对下，均要小心翼翼。
特别是元朝后期，随着色目人群的高度汉化，在熟练掌握蒙古语、畏兀儿语、波斯语的同时，他们还要能以高难度的古汉语写诗度曲与汉族精英交流唱和，以便最终使自己能从里到外变成真正的“中国人”。这，是多么的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