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
生活，作为令人宽慰的假相
南方经常遭遇暴风雨天气。下午3点，天空已经像墨一样黑，完全是夜晚的颜色。天上下的是瓢泼大雨，玻璃窗已满是不断下流的雨水，“呼呼”的水声充满了周遭。
2006年4月16号，我看了看日历。去年11月28号，我开始写宋史，时光飞逝，已经过去了4个多月。一个朝代，一段时间，终于结束了。
我很喜欢暴雨天气。如果户外阳光灿烂，自己呆坐在屋中，浏览汗牛充栋的史书，会觉得更加孤独。近日，我总梦见同一个景象：在厚厚天鹅绒窗帘遮隐的一间昏暗的卧室内，我于半梦半醒之间拥吻一个体态纤细、气味芬芳、身着宋朝服装的女孩子。
她纤弱轻盈，嘴唇温暖、湿润、柔软，吻得让人似乎心都要从胸膛之中一跃而出。
令人焦虑的是，我总看不清她的脸，焦急的意念总是让我在要看见她脸的时候醒来，南方的黑夜销蚀着我，吞没着我。此情此景，让人更加感到凄凉和寂寞。房间里有一面镜子，每次黑夜中醒来，看到镜子里微弱的、黑乎乎的物像，总会使人内心深处产生一种空虚至绝望的恐惧。那样真切、温暖的物体倏忽而逝，一下子又回到危机四伏、充满势利人心的平凡世界，反差太巨大了。
暴雨再大一些吧。让世界变得更阴暗，更残酷，更扑朔迷离一些，显现出它真实的本质，这样，一定能削弱人们内心的惊恐和不安，把安适的房间反衬得更安全。
黑暗的蝙蝠四处乱飞，蛇虫于污水黑暗之中肆虐自得，虫鼠之辈于下水道内横行无忌。
而就在这样一个危险的时刻，我却可以沉沉地睡去，回到宋朝，重温那温柔、暧昧的梦境，看清楚那张距离我近一千年的、令我怦然心动不能自已的俏丽的脸。
如果长时间浸沉于历史之中，人有时会丧失现实感。
明天，再也不会有什么令人沮丧令人思虑令人期待令人激动的事情和东西。或许原子丨弹丨的蘑菇云明天早上会在离我一百米的地方像一朵美丽绝伦的花烁目地爆闪；或许高达百米的海啸巨浪以令人诧异的速度排天而来吞噬城市；或许某架777客机巨大的翅膀会优美地在俯冲之际撕开住宅的玻璃窗；或许徜徉之际会有一把冰冷锐利的尖刀抵在脖子上；或许在我最漫不经心的时候有个时髦、姣好的女孩看着我无缘无故地微笑——一切都不会重要，不会让我诧异，不会让我恐惧，不会让我骇奇，不会让我怦然心动，任何事情都不会再让我找不到北……
因为，所有惊心动魄的、激动人心的、有趣的事情，都发生过了，都变成了消逝的历史。
而且，透过历史，我深知，没有什么是根本无法超脱的事情。我们一直在走钢丝绳，虽然那是些傻瓜架起的钢丝绳，我们还得学会微笑着、大无畏地走过去。生活最令人宽慰的假象，就是无论现在多么艰难，我们还有“明天”，尽管“明天”永远在明天之外。
夜半时分，当我辗转反侧，总觉得自己是个忧郁愤世的宋朝哲人，奇妙的思想如黄河之水天上来，汹涌不断，侵蚀梦境，又使热滚滚的脑浆在大河漩涡之中漂流。
存在主义哲学认为：人被抛掷到这个世界，相比作为纯粹存在的其他万物，存有过多的烦恼。因为，万物并无烦恼。所以，人的存在是没有任何逻辑必然性的偶然性（contingence）。对于我这样一个半吊子的“作家”来讲，冗繁工作之余的历史写作和思考，肯定使得我自己会比普通人有更多的思虑、焦灼以及因“道德判断”引起的更多烦恼。
在自嘲的状态下，我常常想，在这种精神性极强的工作中，别人是否能体验到我在感叹历史的无常中那种一般人无法理解的快乐或痛苦呢？或者，这种写作本来就是一种一厢情愿的自虐？
共产主义者格拉姆西（Gramsci）说过：“必须带着智慧上的悲观主义和意志上的乐观主义去进行斗争。”
想起这句话，我终于感到某种宽慰和释然。
写作结束了。在这场像烟花一样破灭的类似爱情的事件完全结束后，追溯以往，点点滴滴却让我心中充满了温情的感觉。过滤掉情感的杂质与世故的粗砺，曾经那么一点点的爱情变得纯真而空泛。
毕竟，宋朝，在我心中年轻过。毕竟在某些时刻，我和历史美人心无杂念地互相用年轻的嘴唇亲吻过，曾经从自己“咚咚”跳动的心中迸出一股股真诚的爱，怀着对美好的向往以及基于那个时代个体特殊审美爱好的冲动，深深地因对方的眼神、肌肤、气味、声音以及飞掠的发丝而愉悦非常！
我相信，一切的一切，肯定都是有意义的。不仅仅是栉次鳞比的摩天大楼、连踵熙攘的人群，就连每一粒脚下的尘埃都有其特殊的含义。在视线所及的繁华和喧闹中，当人感到痛苦和颓唐时可能一切都是噩梦般的影像，因为晴朗的南方艳阳天和明丽的繁华会让痛苦的人更反衬出自身的黯然。
当充满苦味的咒骂从腹中消失，梦魇般的不快烟消雾散之时，南方的风景是那么异乎寻常，那样不同凡响，那样超乎想像。
历史，也必然有它的意义。
是为跋。
梅毅
200658
序言 壮丽的废墟——回望元朝
当我们言及元朝，总是在眼前闪现出这样一个想头：那是个野蛮的、英雄的、摧毁的时代。
其实，我们对元朝的这种印象多多少少是一种误解：成吉思汗的威名太过赫赫，蒙古西征的洪流太过汹涌，致使我们后人（包括东西方的许多学者）多把蒙古最初的扩张史看成了元帝国的全部精华所在。
在中国大陆出版的所有关于元朝的历史作品中，无论是教授学者的“正史”，还是影视编剧、半吊子历史学家的“戏说”，五分之四甚至更多的篇幅，皆是描绘成吉思汗到忽必烈这一段时间的蒙元征服史。
所有的职业和“业余”作者们，如此不吝惜笔墨肆意描画征服者的历史，确实因为那些血与火的壮丽戏幕吸引住他们大多数人的目光。可悲的是，我们中国有些学者也被西方学者牵着鼻子走，认定元朝是一个“更大的世界性帝国”的附属部分。
这种观点，忽略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元史，并非是蒙古史。
元史，主体其实应该是从忽必烈开始到妥欢贴睦尔为结束的本土中国史。
忆往昔，蒙古帝国的触角伸得太辽阔太辽阔，以至于后人总是乐于眺望本土以外几大汗国的金碧辉煌，并津津乐道那些奇异的异域故事。
元朝在中国，时间段大致有以下三种算法：如果从蒙古灭金统一北中国的1231年算起，那么到元顺帝惶惶然逃出大都为止的1368年，总共有134年历史；如果依据忽必烈在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标志着元朝的开始，那么就有97年；如果从1276年宋恭帝出降、元军攻占临安为新王朝的揭幕，元朝则只有92年的历史。
无论怎样计算，可以基本圈定“蒙元在中国”这样的时期，是一个世纪的时间。一个世纪，几代人，在五千年的中国历史长河中确实不算长。但这百年沧桑，对中国历史的日后走向所造成的巨大扭力，是以前任何一个朝代所不能比拟的！
元朝版图之广大，他们自己说了不算，有吹牛之嫌，但可以从明朝人的感叹中得到证明：
“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
元成宗时代，当漠北诸王承认他为天下共主之时，元朝的理论疆域，包括中国、伊利汗国、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以及高丽、东南亚、海外诸岛，等等。
如此，三千万平方公里的大地，大元旗帜迎风猎猎飘扬，真正是“舆图之广，历古所无”。中原大地、江南水乡、天山南北、波斯、藏北高原、俄罗斯、钦察草原、乃至两河流域，大元的驿马，在金光大道上可以没有阻障地撒欢驰骋。
中国历史，正是凭借元朝这个伟大的必不可缺的辉煌过度时代，我们的版图才能禁受后世不肖的继承者们一次又一次“挥霍”。
大元的融炉，把一个又一个曾经野蛮的民族，包括吐谷浑、党项、契丹、女真、沙陀、渤海，以及数不清的“西南夷”部落，统统融化掉，昔日显赫一时的民族皆成为了今天的“汉族”，虽然这并非出于统治者的初衷，但却极大促进了日后主体民族国家超强的稳定性和凝聚力。至于后世成为中华五大族群之一的“回族”，也是拜元朝所“赐”。正是元朝前所未有的超强吸附力，西藏高原、云南高原、蒙古高原，铸就了中国版图不可更改的政治地理防护墙。
如果暂时“忘却”蒙元东征西杀的残酷性、破坏力，那个时代所迸发出的勃勃不可抑止的创造力、扩张力、竞争力、进取力，确实太值得后人悠然神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