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布置有方，他一边后撤，一边留一部偏师等候攻入湖南的乌兰哈达部蒙军。这一支蒙军正猛攻潭州，闻退兵令下，急忙解围，引兵趋北。

至此，贾似道上报宋廷鄂州围解，朝廷以为是打了胜仗，马上论功行赏。

新年新气象。正好“胜利”消息传来就要过新年，宋理宗便改元“景定”。

景定元年（1260年）三月，贾似道听从刘整的建议，派宋将夏贵追击从湖南北撤的乌兰哈达部蒙军，杀掉殿后蒙军170人，以“大捷”上闻。

五月，宋理宗下诏，进贾似道少师，封卫国公，并手诏褒赞：“贾似道为吾股肱之臣，隐然殄敌，奋不顾身，吾民赖之而更生，王室有同于再造！”

贾似道还京时，理宗下令百官郊迎。

至此，忽必烈为夺汗位拔军北还，倒成了老贾“肃清江汉”的大功。

参与鄂州会战的宋将也都升官：吕文德检校少傅，高达宁江军承宣使，刘整知泸州兼潼川安抚副使，贾贵知淮安州兼京东招抚使，孙虎臣任和州防御使，范文虎任黄州诸军都统制……

其实，鄂州防战，高达功最高，但由于老高一直在鄂州凌侮自己，贾似道进言宋理宗，想以“跋扈”的罪名杀掉他。还好，宋理宗知道高达有功，未听贾似道之言，但推功时就把他列为第二。由此，也种上了日后诸将之间以及将相之间的嫌隙，总有要老贾好看的那一天。

贾似道：好运气不会“永远”

南宋这边分钱封官真忙，蒙古一方却在景定元年（1260年）五月已经派出郝经为使，在向南宋通知忽必烈即位消息的同时，索要贾似道私许的“岁币”。

南宋方面，贾似道还朝后立刻派手下“枪手”们撰写《福华编》大册子，泱泱湟湟，吹嘘他守鄂退敌的“丰功”。当时，南宋举国上下皆不知与蒙古有“议和”之说，都认为是贾少师手摇羽扇指挥有方赶走了蒙军。

不久，宋理宗听说有蒙古使节来，对宰执大臣讲：“北朝使来，事体当议。”

贾似道连忙上奏：“既然蒙古人派使，肯定是来讲和，怎能这么容易就让他们的使臣入朝面圣!”

理宗皇帝正陶醉于鄂州“大捷”，想想也对，就拥着美女去后宫玩耍，基本把此事忘掉。

景定三年三月（公元1262年），蒙古的江淮大都督李璮叛蒙附宋。

李璮本是盗贼李全之子，降蒙古后，总管山东行省，攻陷海州、涟水军等处，杀害无数宋军。蒙哥汗死后，李璮见蒙古陷入内讧，为求自保，向宋朝“投降”，并尽歼余留的数千蒙古戌兵，以三城归附。

宋廷大喜，授李璮为保信、武宁军节度使，封齐郡王。李璮还攻益都后，入淄州坚守。

听闻山东乱起，忽必烈忙遣丞相史天泽以及行军总管张弘范（张柔之子）率军前往镇压。

蒙军这些汉人将相如狼似虎，把李璮打得龟缩于济南城中不敢动弹。宋廷命大臣梦炎带5万白银连同军队增援犒师，走到山东边界就不敢再往前行。

蒙将董文炳在城下招降，李璮的大将田师都缒城投降。蒙军日夜猛攻，断绝粮路，济南城内出现人吃人的现象。

城破在即，李璮亲手杀掉妻妾，自己驾船入大明湖想投水自杀。水浅不得死，为蒙古军所获。他自然被切剐成碎片，折磨而死。

破济南后，益都的李璮守军开门投降。当时，李璮手下还有沂、涟两部精兵两万多人，这些人勇而善战。他们投降后，皆被蒙古将领哈必赤零散地两三千拆开，分配诸军，暗中被集体屠戮，最终只有配给董文炳的两千汉人劲卒未被杀害。

至此，折腾半年，山东复为蒙古所得。

平定李璮后，史天泽为表忠心，他请忽必烈从他史家开始，削夺汉人大族军将的兵权。如此“慎始慎终”，这条蒙古鹰犬可谓用心良苦。

由于忽必烈一直忙于在蒙古内地平息诸军的反叛，也没腾出手来进一步向南宋发动大规模进攻。

贾似道方面，入朝之后，趁宋理宗因立储及迁都等事把吴潜罢相的机会，痛打“落水狗”，最终把吴潜贬至岭南的循州，并派人下毒毒死了这个政坛对手。

老贾大权在握后，对朝中的丁大全、吴潜党人逐个清算，贬逐一空，进而又清除了后族外戚势力，完全把持了朝政。

其实，贾似道上述“政治手腕”，也无可厚非，政坛污秽，仔细算算谁也不是什么“好人”，清除异己，党同伐异，任谁当政都少不了来这套。

缺德的是，贾似道与宋理宗卸磨杀驴，大行“打算法”，在军队中开始清除昔日卖命抗蒙的将领，想展开新一轮“释兵权”运动。

南宋军队虚报兵员、占用公帑等等事情确实严重，贾似道的“打算法”，名义上是严核军队支出费用，其实是想通过在军中搞运动清除异己。一下子，高达、向士璧、史岩之、赵葵等大将皆被指斥为军队中的“贪污”坏分子，最终连向士璧这样在潭州与蒙军浴血奋战的人都被斩首，此举大失军卒士民之心。

最最糟糕的是，身在泸州的宋将刘整由于与其顶头上司四川制置使俞兴以及吕文德不和，也被诬贪污军款。

刘整惶恐愤怒之下，竟以手下十五州之地向蒙古投降，裹胁士民数目达30万户之多。这位刘整足智多谋，能征善战，他的投降，不仅仅使南宋在蜀地失去一大块战略要地，最重要的是这位高级将领深谙宋军虚实，出主意教唆元军使用水陆并进之策，在日后的灭宋过程中屡献“奇计”，成为元朝灭南宋的“大功臣”之一。

在打击军将势力的同时，贾似道与理宗相介和，大力“弘扬”程朱道学。在全国上下尊儒的风气下，置危亡在即于不顾，士大夫个个正襟危坐，大谈“修身养性”。而且，官僚机构日益庞大，一百余郡的财赋，竟养活24000多名冗官。更为甚者，南宋末期，理学已经浸透到儿童教育，真正是从“娃娃抓起”，《三字经》这部童蒙教材即成书于彼时。由此，南宋君臣“万事不理”，终至“丧身亡国”。

经济方面，贾似道大行“公田法”，即按官员品级限定占田限额，两浙、江东、江西等地官户有超过限制的田地，皆从中三抽一，由政府买回，然后当作公田来出租。

当然“买公田”的愿望是“善良的”：“可免和粜，可以饷军，可以铸造楮币（停印纸币），可平物价，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兴。”确实，此法使南宋政府得到1000万亩公田，收租米600多万石，全部纳于临安的咸淳仓储积。但是，由于各级官员贪污腐败，舞弊繁多，大批小地主破产，农民受剥削情况更加严重，南宋国内的社会矛盾更加深化，怨气毒恨，深植于心。

特别是在理宗皇帝死后，贾似道发行第十八界会子（交子），称“金银关子”，废止先前十七界会子，命令民众以三比一的比例来折换新币。由于没有足够的现银作储备，滥发钞票，致使物价飞升，米价高涨，使得原本繁荣的南宋工商业遭受惨重损失，经济濒于崩溃边缘。

不仅如此，由于南宋军士待遇极低，腹空身弱，满身病痛，让这些人去抵拒如狼似虎的元军，显然是勉为其难。

南宋景定五年（1264年），宋理宗病死。

宋理宗崇理学，天天嘴上仁义道德，私下荒淫纵乐，朝廷内外也皆是这样一些言行不一的无耻士大夫，所以，天下之亡，已见征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