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汝愚根本没拿韩爷当盘菜，不以为虑。谏官黄度准备上书弹劾韩侂胄，老韩先下手为强，以皇帝名义把黄度外放知平江府。没过数日，他出内批，罢掉朱熹的侍讲。老朱此次“帝师”之旅确实短促，从头到尾才46天。
当然，宁宗皇帝喜欢绕过三省班子擅出御批，有时韩侂胄“代办”，但对朱熹的外放，确实是宁宗本人所为。
老朱道貌岸然，峨冠大袖，满口仁义道德，不得不让年青皇帝心生厌恶。
朱熹字元晦，号晦庵，又号紫阳，少时师从“洛学”大家胡宪等人，对程氏兄弟的理学精研推广，最终成为南宋一代的理学大腕。韩侂胄当权时，理学被称为“伪学”，广受打击，老朱至死也战战兢兢。韩侂胄一系瓦解后，朱熹死后大名，如日中天，特别是明、清之际，成为最显赫的儒家代表，位置列于孔子、孟子之后，朱氏理学也成为桎梏中国士人思想的最大根源。
其实，从人品方面讲，这位“朱子”是个虚伪量狭之人。试举一例：
与朱熹同时的文人唐仲友是南宋“经制之学”的创始人，才华横溢，自然引起朱熹的嫉妒。大词人陈亮本性脱率，前往台州拜谒当时为台州知府的唐仲友。宋朝文人联欢会，喜欢去花街柳巷饮酒赋词度曲，当然，那时的“三陪小姐”素质特别高，美女们个个貌似“张子怡”，才过“卫惠”。陈亮豪士好色，看上一个歌妓，求唐仲友为她办理脱籍赎身的手续。唐仲友答应后，适值宴集，他就问那个美貌歌妓：“你真要脱籍和陈官人一起离开吗？”美妓自以为从良得幸福，笑意盈盈地点头。唐仲友叹息：“你可要有挨饿受冻的心理准备啊。”歌妓一听此言，忽悟陈亮乃一落魄文人，虽是知府座上高宾，实际是个缺钱少银的主儿。小姑娘烟花柳巷见得多，她又不是杜十娘，自然势利得要命，粉脸陡沉，马上表示愿意留在台州继续安心“本职”接待工作。
不久，日夕盼望携美人归家的陈亮获知此事，怨怒不已。他知道朱熹一直与唐仲友不睦，便马上赶往当时以“浙东常平茶盐公事”身份巡视的朱熹那里求见。朱熹见陈亮，开口就问：“近见小唐，他有什么话说？”陈亮答：“唐仲友说您连字都认不全，怎能作监司！”朱熹大怒，马上派人严查唐仲友的“工作”，先后向朝廷六上奏折，给唐仲友安了八条罪状：贪污、枉法、纵容、败政、养私、营商、滥税、制造假钱等等。
特别缺德的是，朱熹知道天台营官妓严蕊与唐仲友相交甚厚，便诬称严姑娘与唐仲友违法私通，瓜分官财，把姑娘抓入大牢里严刑逼供。
美貌如花的严姑娘受尽折磨，就是不攀诬唐仲友，结果被打得死去活来。有狱吏看不下去，好言劝诱严蕊：“你就认罪吧，如果画押，你的罪不过是受杖，干嘛在此忍受如此惨毒的拷打！”
严蕊严辞拒绝：“我身为贱妓，即使与唐太守有滥私之情，罪也不会至死，但确实没有此等事，我怎能胡编认罪诬蔑士大夫！即使被打死，我也不会枉害别人。”
这样一来，严姑娘的声名却愈来愈高，连皇帝都有所耳闻。
朱熹弹奏唐仲友上达帝听后，幸亏时为宰执的王淮与唐仲友有姻亲关系，就对皇帝讲：“这案子不过是秀才之间争闲气引起的。”和事佬一作，“遂两平其事”，不了了之。
不久，朱熹改除他官，岳霖（岳飞之子）被委任为地方官。岳爷深知严蕊冤枉，把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样的美女从狱中提出，让她作词自陈。严蕊口占一首《卜算子》：“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岳霖感动，立判严蕊出狱从良。姑娘还算命好，被宋宗室某人纳为妾，安度后半生。
当然，这些事情，后人怀疑多多，清末大儒王国维认为是“小说之语”，其实大抵是可信的。正是朱熹日后声名显赫，其后学、弟子肯定一直增饰其事，好的宣扬光大，坏的毁证灭迹，带累的唐仲友也成为老朱当时“反腐败”的对象，如此一个学问大家，在《宋史》中竟无一传可寻。
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由此可见理学风行下“主流”的猖獗。
朱熹咽气之时，由于当时道学作为“伪学”四处挨打，“（朱熹）门生故旧无送葬者”，只有老朱平素不甚待见又常常爽其约的辛弃疾前往吊唁，并哭泣道：“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辛老汉铁骨铮铮，老朱生前算是交对了一个真朋友。
孝宗时代，朱熹因其儒学之名曾入朝陛见。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孝宗皇帝见这位大儒只会空谈没一点经世济用的真东西，很后悔招他入京。
其实，宋孝宗本人特别留意金谷理财之事，天天想备战恢复，很反感“高谈无实用”的儒生，特别是朱熹为首的一帮道学先生，高冠大袖，奇装异服，天天高讲“存天理，灭人欲”，完全是哗众取宠的无用之人。
进入宁宗皇帝时代，内忧外患，朱熹这套故作高深的理论仍旧没有太大的市场。而且，从个人本质上讲，朱熹同如今不少“主流”经济学家一样，言行不一，沽名钓利。他曾经霸占身亡故友家财，引诱尼姑作妾，以朝廷钱谷作人情赠与学生，收取高额学费致富。特别令时人议论的是，他家里大儿子病死后，大儿媳过了许久又怀上了孩子，老朱对此负有很大的“嫌疑”。所以，天天嘴里大甩特甩“仁义”、“道德”、“修身”、“治民”、“廉恕”的道学先生，人品真是不咋的。他们仁义道德在嘴上，其实是“依正以行邪，假义以干利”，这样的政治人物，宋朝以后的中国官场屡见不鲜。
可叹的是，程朱理学日后死人翻身，徒子徒孙遍布，明清两朝出于统治需要又大肆敬崇，朱熹的“污点”越来越黯淡，经过无数次描绘添彩，他当时当日的“丑行”，全变成政敌的“诬蔑”了。
当然，宁宗皇帝即位三个多月，用御批策免宰相，迁易台谏，逐免侍讲，大臣王介直言上谏，认为这些“非盛朝事也”，并言及宋徽宗时代正是屡出御笔行事最后导致靖康之祸。
宁宗皇帝依然故我。想当初杜衍做宰相，常攒数十封皇帝“御笔”封还，彼时的清明政治，至今已荡然无存。宁宗皇帝对韩侂胄好感加深，又委他兼任“枢密都承旨”（国务院办公厅主任）。
韩侂胄为了对付赵汝愚，把京镗升为“签书枢密院事”。本来，当初宁宗皇帝要派京镗到蜀地为方面大员，赵汝愚却奏称京镗“望轻资浅”，使京镗坐镇一方的梦想成空，恨得京爷牙根直痒痒。韩侂胄就把他引以自助。
这位京镗可是位堂堂好汉子。高宗崩后他出使金国，京镗入金后就通知对方在接待时一定要“撤乐”，即不要演奏音乐。金人“迫之”令京镗即席，京爷大怒：“吾头可取，乐不可闻！”金人甲士露刃胁逼，京爷大怒叱退。金世宗闻讯，感叹道：“南朝直臣也”，特意下诏撤乐。回朝复命的时候，宋孝宗也感叹：“士大夫平素谁不以节义自诩，但又有谁能临危不惧像京镗那样！”这样一个节气儒士，如今竟为赵汝愚所抑，自然胸中不服。后来史臣偏心，描写京镗与韩侂胄站于一列后，说他“阿谀附和，视正士如仇敌”，这完全是以成见评人。
宋朝党争，士大夫结党站队，打击异己，党同伐异，其实是难分是非。成王败寇，日后韩侂胄被杀，人们总把他往坏里说，总是言及陈自强、苏师旦等人与他的交往，无视辛弃疾、陆游等“好人”也受其荐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