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难以想像岳飞大英雄被自己人猛击肋部时是何种心情、何种表情，在他临终的充满血幕的目光中，我宁可相信溢迸的不是对王朝的怒火，不是对高宗的怨恨，而是“饥餐胡虏肉”壮志未酬的苦痛和国土未复的遗憾。

岳飞，是中华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其实，他所拥有的人格魅力和质朴的忠君爱国思想，也要感谢北宋王朝百余年来对文化的浇灌和对道德伦理的培育，一个佃农最终成为方面大帅、民族英雄，时代成就了岳飞，岳飞也成就了时代。福兮祸兮，赵构的阴险和秦桧的卑鄙实际上是成全了岳飞，千载万世之名，恰恰是在英雄生命嘎然而止的那一刻跃至巅峰。

多少个世代过去后，秦桧成为一种奸叛的符号，高宗赵构只是一个笑料一样的阳萎患者，林林总总的大将军们都黯淡地成为时间的碎屑，惟独岳飞，成为一种民族的精神象征，成为一种骄傲，在无数个世代灼灼闪光，且愈来愈受后人敬崇！

岳飞在囚时，大理寺丞李若朴等人皆言岳飞无罪，都被万俟禼劾去。有宗正寺官员及布衣上书替岳飞呼冤，也被秦桧等人整治死。

韩世忠不平，亲往秦桧府质问，秦桧答：“（岳）飞子（岳）云与张宪书莫须有。”韩世忠愤言：“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莫须有，乃宋人口语，可能是“不一定没有”之意，也可能是“或许有”，皆是秦桧不把韩世忠当盘菜信口搪塞之意。后人凭空想像，以为韩大帅怒冲冲质问秦桧，老秦心虚，低头嗫嚅“莫须有”，其实当时情况全然相反，首先，秦桧有高宗赵构撑腰，理直气壮；其次，宋朝宰相根本不拿军将当回事，何况韩世忠又是一个被削兵柄的将帅，无能为也。秦桧言中轻蔑不屑之意，在当时其实是溢于言表。

金人破辽灭北宋，兵势甚锐，其所首遇的最大失败，当属绍兴十年的顺昌大败，他们被刘锜宋军在适于金人作战的平原杀掉几万强兵。但是，当时正值酷暑，金兵远来疲惫，失败后还有借口。而后，郾城和颖昌大战，岳家军在秋天金军力量最强的时候大败敌人，可以说显示了宋军真正的战斗力。正是有了岳飞的一系列大胜，南宋高宗赵构才真正拥有了与金人议和偏安的本钱。

岳飞死后，由于高宗和秦桧的意旨，销毁大量史实记载，抹煞了不少岳飞的功劳，所以，岳飞的功绩，不仅不是后人夸大渲染，而是宣传、挖掘得还不够透彻。

当然，基于民族立场不同，清帝康熙发过一番奇谈怪论，表示他不相信岳飞能在朱仙镇得胜后恢复旧土：

金兵破辽之后，兵已满万，人强将猛，非宋之所敌，明矣。备责不能卧薪尝胆，以雪父兄母后之仇，则高宗何辞？若论李纲之忠言不听，岳飞之丹诚不用，设使谏行言听，则必胜金兵于朱仙，生还二帝于汴京，朕实不信也。何也？根本已久不固，人心已久不一，上无惯战之良将，下无用命之士卒，天下虽有勤王之名，真伪莫测，虚实难分。高宗久在金营，孰强孰弱，自有切见，若使复仇雪耻，再整江山，实不能也，势使之也。孟子曰：“寡众弱强不敌也。”若论讲和之非，我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因祖之仇，戊午起兵，战必胜，克必取，所向无敌，有往必成。神威圣武，深仁厚泽，犹念中国涂炭，数次议和。明朝引南宋讲和之非，始终不悟，归罪兵部尚书陈新甲为秦桧，弃市示众。发天下兵迎战，如袁崇焕、毛文龙、洪承畴、祖大寿、唐通、吴三桂，前后千余员，凡出关者，非死即降，靡有孑遗。财赋因之已竭，人心随而思乱。百万雄兵，尽没东海，亿兆穷民，罹于边戍。元气尽伤于关东，闯贼蜂起于陇西。贼至京师，文武逃散，无一死于难者，岂非当日不主议和者乎？

（高宗赵构）偏安社稷，犹存一线之脉络，若为雪耻复仇，同死于国难者，尤不知于明末同乎？异乎？文天祥云：“社稷为重，君为轻，立君以存社稷，存一日则尽臣子一日之责。”实千载忠君之语，君与社稷并而为一也。使高宗匹夫之勇，死而无悔，不顾社稷，以死雪仇，又不知当时议论如何耶？

康熙号称明主，这番讲话完全是戴着“民族”的有色眼镜，贬低岳飞、李纲以及南宋军民的复国能力，为宋高宗涂脂遮丑。而且，他把南宋初与明朝末的史实生拉硬搬相比附，更是缺乏可比性和可信性，暴露出他的“偏心”和庸浅。

当然，康熙的一席话，博得当时御用鹰犬们的大声赞同和欢呼，这并不使人奇怪。

奇怪的是，在今天，竟还有些“知识分子”对伟大的民族英雄岳飞提出质疑，理由是汉、女真、满日后已经实现民族融合，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再尊岳飞为“民族英雄”不合适。天下同也，善恶一也，“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无知腐儒，偷梁换柱，倒腾观念，盅惑视听，真真让人愤然拍案。

宋使洪皓在金国，派人持蜡书疾驰密奏，惋惜地表示：“金人所畏服惟（岳）飞，至以父呼之（岳大爷）。诸酋闻其死，酌酒相贺。”

高宗、秦桧一对奸搭档自毁长城，亲痛仇快，千载之下，令人扼腕切齿。编纂《宋史》的元朝儒生也很悲愤：

西汉而下，若韩、彭、绛、灌之为将，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并施如宋岳飞者，一代岂多见哉。史称关云长通《春秋左氏》学，然未尝见其文章。（岳）飞北伐，军至汴梁之朱仙镇，有诏班师，飞自为表答诏，忠义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诸葛孔明之风，而卒死于秦桧之手。盖飞与桧势不两立，使飞得志，则金仇可复，宋耻可雪；桧得志，则飞有死而已。昔刘宋杀檀道济，道济下狱，嗔目曰：“自坏汝万里长城！”

高宗忍自弃其中原，故忍杀飞，呜呼冤哉！呜呼冤哉！

西湖岳庙铸奸贼铜像，始于明朝正德八年，当时只有秦桧、王氏、万俟禼三人跪像，不久就被游人击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按察副使范涞重塑贼像，又添张俊这个坏人的跪像，形成今天四奸齐跪的格局。

张俊这个第一个跳出来诬陷岳飞的小人，并无显赫军功，只是由于他常年以来一直扈卫高宗赵构充当看门狗，深得高宗宠幸。绍兴二十四年，张俊死了几年，高宗赵构依然“思念”这条“大狼狗”，对秦桧说：“武臣中没有一个像张俊那样忠心耿耿，韩世忠比起他来都相差万倍。”并下旨进封张俊为循王。宋朝对异姓功臣一般只封赠郡王，对功臣赠“真王”，实从张俊开始。

此后，四像屡毁屡铸，一直延至清朝。从这么一个侧面，可以见出国人对奸贼的痛恨和对报国忠臣的敬仰！

终高宗赵构之世，岳飞始终未得平反。直到孝宗朝，岳飞才被“以礼改葬”。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谥武穆。嘉泰四年（公元1204年），追封鄂王。

岳飞初被监押时，万念俱灰，百无聊赖，在他囚院倚墙而立的时候，穷凶极恶的狱卒大叫：“岳飞叉手立正”，出生入死从不动意的大将，当时“竦然听命”。

西汉大将周勃入狱，也受狱卒侮辱，曾感慨道：“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尊乎！”

岳飞为宋高宗和宋朝社稷浴血奋战数年，落得如此下场，不能不让后人扼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