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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徽宗皇帝钟爱奇异花石,朱勔与父亲朱冲赶紧商量,搜罗之后,果然从浙中搜得三株珍异的黄杨木,徽宗很满意。政和(1111年至1118年间)年间,这种搜刮成为定式,称为“花石纲”,并于苏州设置应奉局。

有徽宗皇帝这么大的“主顾”,朱勔父子千方百计让他满意,天下钱任花。特别是延福宫和艮岳修成后,朱勔搜罗的奇花异木充溢其中。由于有如此“大功”,朱勔被升为防御使一级的高官。

由于朱勔动静太大,东南民不聊生,最后连大奸臣蔡京也看不过眼,向徽宗皇帝讲起“花石纲”扰民太甚。徽宗下令,禁止朱勔占用官用运粮船,禁止挖墓毁屋。朱勔小小有所收敛。不久,他又故态复萌,大兴土木,建道观神霄殿,并矫诏称他自己所居的苏州孙老桥一带被皇上下诏赐予朱家,强迫周围百户人口5日内清拆搬迁。当时政治黑暗,人民连自保也不敢,只得收拾东西仓惶搬走。

不仅如此,朱氏父子在苏州大兴园池,式样拟同宫禁,又招募数千人为私人卫士,流毒州郡,长达二十年。

方腊造反,打出的旗号就是“诛杀贼臣朱勔”。由于御史弹劾,朱勔及其子侄官职皆被黜落。方腊攻陷杭州,发现州府衙门贵宾招待所有数十人,皆锦衣金带。大刑伺候,才知这些人皆是朱勔家奴。所以,当时的谚谣称“金腰带,银腰带,赵家世界朱家坏”。

寇平之后,徽宗皇帝好了伤疤忘了痛,宠幸信任朱勔如旧。

这个大商人在锦袍上绣上金手印,告诉别人徽宗皇帝常“以手抚之”。有时从内宫饮酒归来,他又用黄帛缠臂,与人交揖,一臂不动,表示说这只胳膊刚刚被皇帝拍过。

金人侵汴京,宋徽宗退位为太上皇,朱勔想得很美,拥徽宗南行,准备邀皇帝临幸其苏州老家,露把光宗耀祖的脸。

钦宗皇帝上台后,老账新账一起算,把他贬为平民,没收财产。核查数日,竟然发现这个朱勔的田产达30万亩之多,他物无算。大怒之下,宋钦宗把朱勔贬至循州(今广东龙川,南昆山旅游盛地所在,当时是荒僻之地)。

没多久,宋钦宗遣使至其贬所当众把他斩杀。

忙乎大半辈子,搜罗金山银山,最终朱勔还是在岭南小县城把脑袋喂了大刀片子。

其四:太监“三贱客”——梁师成、杨戬、李彦

宋朝大太监虽然有名,但基本祸国殃民的坏分子皆出自宋徽宗一朝。

宋太祖开国初期,内宫只有五十几个宦者以供洒扫杂役,严令宦官中年后方可收养子为后,下诏严禁官员私蓄阉人,民间有私阉孩童贩卖得利者,可处以死罪。

晚唐五代的宦官之祸,宋初之人仍记忆犹新。太监王继恩于宋太宗有拥立之功,但是太宗坚定地不予他宣徽使之官。宋真宗想以太监刘承规为节度使,大臣们也一片反对声音。仁宗、哲宗两朝太后听政,如果此类事发生于汉、唐,早已是大公公们耍威风的年代,但太后与太监皆慑于“祖宗严法”,又有群臣牵制,防微杜渐,确实没有出格的祸患。

对西夏战争中,虽一直有李宪等大公公掌兵当元帅,可败退致祸之由基本与他们无关,反而这些人小心翼翼,还帮过不少小忙,主要原因,在于太监们手中一直没有掌兵的实权,人主喜则用之,怒则退之,他们基本搅不出大祸端。

宋徽宗之前,北宋对宦者有完全区别于士大夫的阶官任命,景德年间,地位最高的宦官也不过是“从五品”,且与士大夫清流之官泾渭分明。可见,北宋的宦官之所以不能酿巨祸,与当时政治制度有深刻关联。《宋史》中的宦者传,其中有超过一半的宦者评论是正面的,“淳谨”、“公忠”等褒义词不少。 太监们也有自知之明,大臣彭孙拼命巴结宋神宗宠信的大公公李宪,一次为李公公洗脚,他谄媚说:“太尉您这脚丫子真香啊!”李宪又笑又恶心,一大脚踹在彭孙身上,骂道:“你这个小子,谄媚太过!”

童贯大公公封王拜相,确实也有平方腊、招西北的功劳,虽为祸不小,也绝非是北宋灭亡的终极原因。

但宋徽宗时,公公们权力最盛,以梁师成、杨戬、李彦最“有名”。

梁师成,字守道,自称是苏轼的私生子,史书对此一直含混支吾,估计有八九成是真。苏东坡名声一直很好,当时、后世之人都不忍心他生出这么一个坏种(何况梁师成是个太监),所以一直没人就此事“炒作”。

由于梁师成慧黠习文法,在宦者里面算得上高级知识分子,他一直负责传圣旨,很荣耀显赫的工作。政和年间,宋徽宗尤其宠幸他,并把他的名字划入进士名籍,很类似现在的黑煤矿矿长有北大博士头衔一样,光耀一时。他主持修建明堂,并因此得授节度使,最后得拜检校太傅、太尉(三公之位,梁公公竟也能得其二)。

深知宋徽宗喜欢“符瑞之事”,梁师成奉迎谨慎,深得皇帝欢喜。

梁公公很会用权,挑选善于摹仿皇帝笔迹的书吏跟从左右,常常仿写任命诏令,与真诏令混杂在一起,外廷无人能辨。没有哪个官员敢问皇帝本人:王二麻子当太守的诏书是您亲自批准吗?当然了,王二麻子们都曾送重礼于梁公公。

大臣王黼就靠梁师成发迹,拜之为父。蔡京父子也相继谄附,时人称梁公公为“隐相”,即幕后宰相。只要士人能出钱百万,梁公公一定会答应给对方廷试的机会,甚至他自己一个仆人储宏也以此得中进士。进士当成了,储宏仍安心“本职”工作,天天在梁府为公公铺床叠被。

梁师成贪财爱钱,但也有一功,即为“保护我国古代文化作出了杰出贡献”——由于他自认为是苏轼亲生子,宋徽宗时蔡京大兴文狱,天下禁毁苏东坡诗文,他的手迹在民间皆被要求毁掉。

为此,梁公公力挽狂澜,在宋徽宗面前申诉:“先臣何罪!”(我老爸有啥罪啊,他冤!)由此,“(苏)轼之文乃稍出”。

现在苏东坡文集洋洋数卷,和当初梁公公的挺身保护大有关系。

苏轼的儿子苏过,虽然从“辈分”上讲是梁公公的兄弟,但也拿老梁当爹一样礼敬。老公公以苏东坡遗腹子自居,待苏过如亲兄弟,并对宫廷内库的官员讲:“苏学士(苏过)支使一万贯以下任其意,不必向上汇报”,可见,他对于老苏家真是仁至义尽。

后来,宋徽宗去王黼家花园游玩,发现其中小门暗通梁公公家,这才对梁、王二人起疑,逐渐疏远他们。

徽宗晚年,喜欢另一个儿子郓王赵楷,宋钦宗的太子之位摇摇欲坠。梁师成首鼠两端,赵楷闯宫不成,钦宗已立,他才表示“坚定”站在钦宗一边,依理也是有功之人。

靖康乱起,大臣们纷纷指斥“六贼”乱国,有人还直斥梁师成为“李辅国”(唐代大太监),吓得老梁天天不离钦宗皇帝左右。

很快,金兵兵临城下,大索宝器金银,为平民愤,钦宗派他出城献宝,半路把他逮捕,最终赐死,一条白绫送上路。

苏东坡有诗云:“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但愿吾儿愚且鲁,无灾无病到公侯。”此乃悲愤郁结、看透世事之言,只是梁师成不仅不“愚且鲁”,更是“精而滑”之集大成者。

这公公处心积虑一辈子,还是逃不脱“被杀”二字。

杨戬,自幼阉割入宫,主管御花园,崇宁年间有宠,主掌大晟府等“形象工程”。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杨公公已经有节度使的封号,与梁公公地位相当。不同的是,梁师成是东宫派,杨戬是郓王一派,有动摇东宫之意。杨公公最大的“贡献”是敛财,立法逼索人民田契,然后更为国有,增立租赋。有幸的是,杨公公在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即病死,宋徽宗还追赠这位财神公公为太师。

杨戬死,李彦接掌其职权,大肆搜刮民间良田,把居民田契收上来后就一把火烧毁,然后就说是公田,致使千万户人家流离失所,缺德带冒烟。如果有人诉冤,李彦马上指使官府重办,不把人弄死不罢休。他四处为宋徽宗搜罗奇竹异木,单单是从岭南弄一棵龙鳞荔枝树到汴京,李彦就能花费百万缗,他事可以联想。

李公公四方罗致金银,兢兢业业,当时人称:“朱勔结怨于东南,李彦结怨于西北”。

靖康年间,一根牛筋送到面前,李公公只能把鸡脖子往上耷挂,与梁师成公公前后脚,阴曹地府去报到。

宋徽宗做皇帝,只是开始的一年多有善可陈。而后,小人迭进,蔡京攘权,天下逐渐成大乱之势。二十多年间,君也戏来臣也戏,皆拿国事、政事、边事、民事不当回事,君戏臣,臣戏君,上下相瞒,粉饰太平。

“君不似乎人之君,相不似乎君之相,垂老之童心,冶游之浪子,拥离散之人心以当大变,无一而非必亡之势!”

天堂到地狱——东京汴梁的陷落

宋朝与金国相约灭辽国,不仅大便宜未得,还暴露出自己军队战斗力低下。金太宗审时度势,于1125年深秋下达诏令,整合军队,开始了对宋朝的全面进攻。

金军两路攻宋,完颜宗翰(粘罕)为左副元师,攻太原;完颜宗望(斡离不)为右副元师,攻燕京,最后的目的地,一齐指向宋朝都城——东京汴梁。

金军猛攻开始,一向骄傲自负的大公公童贯显出没老二的真本色,“嗷”得一声就逃,直窜东京。

早就首鼠两端的辽朝降宋将领郭药师深恨宋朝对他不够好,他抓住宋朝的燕山知府蔡靖,连同燕京城一起作为“见面礼”,向金国投降。

这位郭药师是渤海铁州人,辽朝末年,契丹人将亡国之时,招募辽东因女真人进攻而流离失所的汉人饥民,“使之报怨于女真”,组成“怨军”,郭药师就被委任为这支部队的头头。后来,“怨军”又改称为“常胜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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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连勃勃大王另类史文集(八卷本)第27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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