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他心中有底，因为他儿子王雱居于汴京，总爱往大臣韩维家窜门。韩维向王雱转达宋神宗求贤若渴之意，王雱又转父王安石，老王这才“有备而来”。

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夏，宋神宗终于见到了他慕名已久的王大才子。

君臣一见面，宋神宗就向王安石请教“为治所先”，即施行的大原则。王安石回禀：“择术为先。”宋神宗点头。又问：“唐太宗怎么样？”王安石又答：“圣上您当以尧舜那样的古代圣君为榜样，干嘛要当唐太宗。”

几句话下来，宋神宗非常满意。然后，君臣二人又就“小人”、“君子”相互研讨了半天，气味相投，相谈甚惬。

当年岁末，诸臣廷议，王安石发表自己见解：“国用不足的原因，是朝廷未得善于理财的人才！”

与王安石私交不错的大臣司马光驳斥道：“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如凭空增设法规夺利于民，其害甚于加赋重敛。”

于是，两人在廷上争执不已，“变法派”与“保守派”之争，已见端倪。

转年开春（公元1069年），宋神宗以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为了使自己的主张畅行无阻，老谋深算的王安石建议宋神宗新设一个“制置三司条例司”，这一

新机构设置后，施行新法的大权皆掌于己手。

王安石推荐一直力赞己议的泉州人吕惠卿为助手。同时，章惇、曾布等人也大受重用。这三个人，事后证明，没一个是善茬。

任用王安石之前，宋神宗向侍读学士孙固征求意见。孙固说：“王安石很有文才，当翰林学士一定称职。但是，如果当宰相，应选气度弘量之人。王安石狷狭不容人，非为佳选。陛下若择相，司马光、韩维皆可充其任。”

宋神宗不以为然。

不久，召见王安石，神宗还做老好人，说：“别人都不理解爱卿你的为人，总讲你只知经术学问，不晓世务。”

王安石也不客气，勃然道：“胸中有经术才可以经纶世务！为臣我恨时俗浅薄，变风俗，立法度，正是当今之急！”

偏执狂的生存之道——王安石大行“新法”

王安石推行“新法”的前夜，宋朝廷堂之上确实是暮气沉沉的景象，执政大臣分别是宰相曾公亮、富弼以及副相唐介和赵挼热耍幢坏笔比讼肺降摹吧⒗稀⒉⑺馈⒖唷敝钊恕！吧保比皇侵竿醢彩�

宋神宗新锐之君，自然看着这帮“老成持重”的官员不顺心，与王安石一拍即和。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八月，宋廷下诏在淮、浙、江、湖六路，实行均输法。

均输法主要针对当时税收制度的弊病。想抑制富商大贾的收入，其主要内容为：增设发运使官，负责东南六路的赋入情况。大凡榷买、税敛、上供物品，可根据实际情况，“徙贵就近，用近易远”。发运使还可以根据汴京库存的实际情况，“从便变易蓄买”，存储物品以备需要。如此，即可达到“稍收轻重敛散之权”的作用，最终目的在于国家财政丰盈，民用不匮。

对“均输法”，大臣刘琦、苏辙等人马上表示明确的反对，认为此法太苛，渔夺商人毫末之利。其实汉代桑弘羊早已做过此事，当然有敛财的功能，毕竟法术不正，给老百姓以朝廷“惟利是嗜”的坏印象。不久，苏辙等为此辞官而去。

当年十月，王安石推出青苗法。青苗法，实际上唐代宗时代已经有此名制，“税青苗钱以给百官俸”。宋代的陕西转运使李参，因为“部多戌兵，苦食少，令民自度麦粟之赢余，先贷以钱，俟麦粟熟输之官，号青苗钱。经数年，廪有余粮”。但仁宗时已经弃置不用，惟恐此法用久生弊。

王安石的青苗法，是在夏秋未熟之时，借钱给农民，以酌中粮价折合，收获庄稼后加息十分之二还粮或者还钱，每年夏秋两次，随两税交纳官家。实际上，越穷的民户，借额越少，而有田有地的人家借额反多，为此，又辅以“抑配”等方法，下死规定，强迫借贷交息。

此法一出，司马光大力反对，他指出其中的弊病：闾里刁蛮富民借钱给穷人收利息，还能蚕食穷困之人，何况以国家的名义依仗法令之名强要人借钱，此举太过分。

大文豪苏轼也上书，指责制置三司条例司本身的创建就是床上架屋，最终会造成吏民惶恐惊疑，所以青苗法完全是“亏官害民”之举。

苏大学士反对新法不遗余力，常常作诗讥讽，也得罪不少人。“乌台诗案”中，老苏被人告发，御史弹劾，险些掉脑袋。多亏神宗祖母曹太后相救，神宗本人也宽厚，苏轼才免挨一刀。宋朝御史台建筑是黑色，故称“乌台”，乌台诗案，即由此得名。

反应最强烈的当属外出做官的老宰相韩琦，他一一罗列青苗法之弊，有理有据。

别人的话可以不听，韩琦三朝重臣，宋神宗非常犹豫：“朕始谓青苗法可以利民，怎料到会糟到这个地步！”

王安石嗅出当时政治气氛有不利于自己的味道，非常愤恨，在朝廷上怒言：“臣论此事已十数万言，陛下尚不能无疑，天下还有何事可为！”

转天，王安石就称病不出，以“撂挑子”来施以颜色。

一心想富国强兵的宋神宗权衡再三，把王安石叫到宫内，推心置腹：“青苗法，朕确实为众论所惑，犹豫不决。寒食假中，静思此事，一无所害。”

有了宋神宗明确表态，王安石信心大增，更加卖力推行“新法”。

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年底，王安石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正式拜相，这也标志着他“变法”高丨潮丨的来临。

此后，他接连推出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条约以及保甲法，并对天下兵制进行了大手笔的改革。

熙宁三年王安石任相初始，便在全国颁行“保甲法”，规定乡村民户以十户为“一保”，五十户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由其中“有财有才”之人充当保长、大保长和都保正，负有巡夜、练武、捕盗的职责。同保内有人犯罪，知而不告者以连坐罪论处。保甲法的实施，使宋朝一下子多出近700万的“民兵”，此法对于民间治安确实起到一定成效。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年底，宋朝颁行免役法。原来衙前等各种差役，民户可不再亲自服役，改由向政府交钱，由政府再用钱雇人服役。原来本不负担差役的官户、女户、寺观、未成丁等户，也要按规定交纳半数费用，称为“助役钱”。此举，确实让国库的银子增数不少。

转年，推出市易法。宋廷在汴京设立市易务，以一百万贯作本钱，开始对商业贸易实行“宏观调控”：根据市场行情，市易务评估价格，向商人买卖货物；市易务向商人行贷，以其产业作抵押，年息二分。

同年，“方田均税条约”也出台：规定每年秋天由县官丈量土地，详细记录土地的肥瘠质色，分成数等，按等级交纳税金。此举倒是查出大量隐漏未登籍的土地，增收不少税钱。

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宋廷颁行保马法，目的是“省国费而养马于民”。

宋朝以及先前诸朝，皆是由国家专门的牧监养马，王安石等人认为这种公家养马太浪费田地，于是想出保马法。保马法先在京东等五路施行，义勇保甲愿意养马的人，每户可给一匹饲养，家产多者可以给两匹。如果出现马匹死亡或生病，保主及保社要赔偿。明朝洪武年以后，也曾实行过此法。

看似养马于民，其实最后皆流于虚诞。养马需要规模，需要专业的技术，其实当时只有国家才有能力承担。如同现在的军事科技开发，如果把导弹、特殊钢以及制导坦克摊发到各个民营小厂去“研制”，结果肯定是笑话。

此外，王安石等人还对宋廷兵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减兵并营，把全国的545营合为355营，裁减各地服杂役的厢兵，使全国总兵力从英宗皇帝时的120多万减至80万。如此，省却了大量军费开支；其次，置将练兵。下令京东武卫等六十二指挥辖下禁军，分隶诸路，派主兵官进行分部训练，并允许各地将官自专军政，当地州县不准干预。这一点最“进步”，因为宋太祖开国以来严禁兵将专权太过。

王安石变法，宋神宗背后支持，但赋敛愈重，天下骚然。

一开始对王安石攻击最强烈的，当数御史中丞吕诲，他上疏抗言：“大奸似忠，大诈似信，（王）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骄蹇惘上，阴贼害物……究（王）安石之迹，固无远略，惟务改作，之异于人，徒文言而饰非，将惘上而欺下。……误天下苍生，必斯人也！”

范仲淹之子范纯仁也表示：“小人之言（王安石之计）。听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盖知小忘大，贪近昧远。”

司马光对王安石的评价较为公允：“人言（王）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他）但不晓事，又执拗耳。”

由于司马光与王安石关系不错，便反复再三写信相劝，但王安石依然我行我素，还弄出封《答司马谏议书》（中学课本有此文）。

宋神宗用王安石行“新法”，代价不可谓不大，御史刘述、刘琦、程颢、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愈等诸多朝臣，相继因其不纳忠言而去职。最后，欧阳修、富弼、文彦博，包括荐用王安石的曾公亮，都被王挤兑出朝。

“于是，吕公著、韩维，（王）安石藉以立声誉者也；欧阳修、文彦博，荐己者也；富弼、韩琦，用为侍从者也；司马光、范镇，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遗力。”

王安石人品，由此也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