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统治时代，开科取士，进士加诸科就近一万人。这一万人看似数字不大，但都是官员之选，而宋朝一般官员的薪俸都可让诸朝士人眼红。不仅如此，还有那些皇族、外戚、功臣等等的后代，在“恩萌法”的庇佑下，一大群人生下来就有“级别”，有“级别”就要有俸禄，这帮人有钱有闲有精神，更有时间“制造”人，子孙呈几何级数上升。
宋仁宗自己生不出儿子，皇亲国戚们的生殖力却一个胜似一个。即使皇帝驾崩，“遗赐大臣各值百余万”，“厚道”得太过分。
宋代文臣武将，生活极其优裕，只要不犯“谋逆”等重罪，干出多大的坏事，最重的处罚就是远流偏僻地方做小官，“过海”和“过岭”几乎就是最重的责罚。“过海”指被罚至海南，“过岭”指被罚过梅岭到岭南。
制度如此宽容，知识分子们又爱风花雪月，而风花雪月最费钱。
北宋历史上以正直著称的名臣，也都是“豪侈”的主儿。寇准在家，天天在庭院燃巨烛，耀如白昼，“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吕蒙正，是酷嗜“鸡舌汤”的大美食家，每餐必喝此汤，当然不是冰冻鸡舌，吕家厨房一天要杀成百上千只鸡，才能供吕宰相一汤之用；宋祁大文士，天天“体验生活”，夜夜拥歌妓饮美酒，无日不醉。其兄宋庠捎话让他检点些，相劝道：“不要总这么骇人听闻地花钱嘛，还记得从前我兄弟俩在州学内天天吃粗饭咽咸菜的事吗？”宋祁大笑回复：“请回禀兄长，当年寒灯苦读，吃糠咽菜，不就是为了现在能活到这份儿上吗！”翰林学士蒲宗孟“性犹侈”，其家每天吃饭最少要10只猪10只羊，消耗300支巨烛用以照明。就连洗脸洗脚洗屁股这样的小事，蒲夫子都有“小洗面、大洗面、小濯足、大濯足、小大澡浴之别。每用婢子数人，一浴至汤五斛。（其）他奉养率称是。”连苏东坡都写信劝他要“慈俭”。
这位蒲爷，还有个故事很出名。一次，他接见一位一百多岁老道人，问对方养生之法。老道说，要清心寡欲，戒酒，戒色，戒贪，戒纵乐。蒲先生低头想了想，说：“如果这样，即使活上一千岁，又有屁用！”
上述例子，举的还都是世人眼中的“好人”，有德有功的大臣，可以想见，贪官污吏的好日子，肯定会更加耸人听闻。
除支撑一个巨大的官僚机构外，北宋还要供养一支无比庞大的军队。
宋太祖赵匡胤时，精练禁军，为宋朝军队精锐，人数只有20万不到。宋太宗时，禁军已有35万人，宋真宗时，数目又达43万人。到了宋仁宗时期，禁军数目竟达83万人。所以，《水浒传》虽内容百分之九十为虚构，但豹子头林冲为“80万禁军教头”，绝非虚拟，宋仁宗时期确实已经有80多万禁军。除此以外，加上厢兵等其他正规军和“后备役”，仁宗皇帝时期宋朝就有近130万的兵要靠国家养活，政府岁入的4/5都要做军费支出。
西夏战事起，宋朝禁军虽多，但昔日的英雄们早已老死、病死，仁宗一朝的禁军大都是花架式，特别是京城禁兵，鲜衣骏马，只知领取俸禄，连出操等简单操练都罕有。更过分的是，这些人每月领俸粮，自己都扛不动，要雇挑夫帮他们扛。这样的士兵，派到西北与虎狼一般的党项人对阵，后果不说就可明白。
花费巨亿，宋朝养就了这么多“造粪机器”。
所以，到了宋英宗时代，宋太祖、宋太宗时期数目“骇人耳目”的封桩库、左藏库等昔日金帛山积的国库，完全空空如也，连耗子都不见一只。
以宋英宗治平二年为例，这一年宋朝岁入虽达1.1613亿之巨，官费、军费等支出却达1.2034亿，已经是入不敷出了。
宋朝对盐、茶、矿产皆实行“官卖”的垄断制度，商税极高（甚至达50%以上），收入不可谓不厚。但开源而不节流，任凭是哪个人当家作主也禁不住这么糟蹋，最终国力一步一步走向匮乏。
自宋真宗开始，宋朝上层其实早已注意到日用渐亏的事实，不少大臣都上书言事，提出各种各样的主张和“方案”——真宗朝王禹言“五事”；仁宗朝宋祁提出“三冗三费”问题；范仲淹“庆历新政”；文彦博要求“省兵”。甚至当时刚刚中进士不久年方二十出头的王安石也上过“万言书”，司马光也上“三札”，大都是讲开源节流，减冗兵，裁冗吏，抑兼并，细理财。但起起落落，最终也没有收到任何明显的实效。
宋神宗继位没几天，向主管财政的三司使韩绛问起“国用”，才知道国库中什么都没有，“百年之积，惟存空簿”，只剩下档案文件一般的账本了。
血气方刚正年青的神宗皇帝想富国强民打胜仗，一听没钱，立感泄气，所以，有病乱投医，谁能给政府弄来白花花的银子，谁肯定会得到重用。
至此，王安石终于登上了中国历史的大舞台。
“安石不出，奈苍生何！”——吊起来卖的青年王安石
“安石不出，奈苍生何！”这句话，本来是讲东晋宰相谢安的，谢安，字安石。当时这位谢公也是吊起来卖，就是不出来做官祸害老百姓，于是当时人士都叹惋。
王安石年青时，也是如此，可叹的是，“安石一出，苍生奈何！”
王安石，临川人（今江西抚州），他年青的时候，好读书，善属文，是个学问大家，这一点今人古人皆无异议。
当时，“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阅读他的文章后很佩服，拿给大文学家欧阳修看，欧阳修到处赞誉他，擢王安石进士上第，授淮南判官。可见，曾巩、欧阳修两位大家，对王安石皆有荐拔之恩。
依宋朝官制，王安石干满判官的一届，就可以上呈文表到京城求职。但王安石一反常态，不削尖脑袋往中央钻，反而去鄞县当知县。他兴修水利，为地方干了不少好事，广为人所赞。
朝中大臣文彦博很欣赏王安石这种安于基层的作风，就要把他破格调入中央，岂料小王拒绝。欧阳修大异，深觉此种人才不可多得，推荐王安石当谏官，小王又以祖母年高为由推辞。
好家伙，小伙安心基层，专心本职，又一心孝养，欧阳修感动坏了，在朝中不停赞扬他，并要给他安排俸银丰厚的“群牧判官”，王安石照样推却，只求外补。
于是，朝廷委任他为常州知州。知州任上，王安石得与大儒周敦颐（写《爱莲说》那位爷）相知，声誉日隆。
宋仁宗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王安石终于入京，为三司度支判官（财政部高级官员）。
王安石入朝的消息传来，闻者莫不喜悦，都以为有大能人来力挽狂澜。
吊起来卖了这么久，王安石上任伊始，也要弄他三把火，他首上《万言书》，其大意即“因天下之力以失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时兮命兮，其时恰值宋仁宗末年，暮气已重，览而置之，没怎么拿王安石的建议当回事。
历史、机遇，君臣际会，有时也只是因为某件不足为人道的小事所改变。
宋仁宗之所以不“待见”王安石，是因一件小事对他产生成见：一天，宋仁宗与诸大臣在御花园边赏花边钓鱼边宴饮，宦者们把鱼食用金碟装盛，各置于矮几之上，王安石信手拈来，竟把一大碟鱼食吃个精光。宋仁宗看在眼里，当时也没说什么。转天见辅臣，他讲出自己对王安石的看法：“王安石，乃一奸诈人也，假使他误食钓饵一粒，也就算了。此人竟能把鱼食吃尽，太不近人情，做作得过分。”正基于对他为人的鄙视，宋仁宗憎人而恶其文，对他的主张自然不看重（此事见于《邵氏见闻录》，非正史所记，但作者邵伯温是宋朝大儒邵雍之子，记载非常可信）。
王安石见“三把火”没烧着，悻悻之余又与当政大臣多不和，恰巧赶上其母病死，便以母丧为名去职。
英宗在位四年，王安石一直不受召，在家乡守丧。先前有了一次京城之行，王安石深知吊起来卖的重要性，时机不到，再不肯轻易露头。
其实，宋仁宗认为王安石吃光鱼食是做秀，也未必。王安石不爱洗澡，不喜穿新衣，吃饭即使是一大桌子菜，他只吃离自己手边最近的那一碟。著书用心之时，更时常心无旁骛。有一次写东西，王安石边吃边写，手中东西吃完他也不觉，仍旧一口一口干啃，把自己指头嚼得血乎流烂也不自知。
人与人关系很微妙，估计宋仁宗看见王安石感觉就不好。对于仁宗皇帝，王安石也心怀愤恨，在其日记中对这位先帝大加鄙薄，总以之比为汉武帝。
宋神宗当颖王时，韩维在他手下任记室（秘书长或办公室主任），只要宋神宗夸他见解好，韩维必称：“这不是我本人的见解，是我朋友王安石的主张。
”年长时久，宋神宗耳朵起了茧，对“王安石”这个名字熟得不能再熟，特别想见这个能人。
继位之后，求才若渴的宋神宗马上下诏召王安石入京为官，但王安石仍逗留在家。
宋神宗也有些惶惘，问大臣曾公亮：“王安石闻名先朝，屡召不至，有人讲他这样做是大不敬。现在朕下诏召他，又推辞不至，是真有病吗，还是有所要托呢？”
曾公亮马上回言：“王安石确是辅相之才，必不欺罔！”
其实，当时韩琦为宰相，曾公亮与之不和，想调入王安石这个“新锐”，借机挤兑韩琦。
于是，宋神宗下诏任王安石为翰林学。
知道好机会终于寻到，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王安石不是真隐士，自然应召。
韩琦三朝良臣，知道有人一直背后议论自己专权，力辞宰相出朝，以司徒兼侍中出判相州。宋神宗对力拥自己登位的韩琦既尊重又感激，临别泣问：“卿去谁可属国者，王安石何如？”
韩琦有知人之明，回答说：“王安石当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宰相重臣）之地则不可。”
宋神宗默然。
王安石虽答应入朝，也不是一朝猴急，“嗷”地一声恨不能坐火箭入京。而是慢慢悠悠，7个月之后才赴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