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王安石，倒有百分之八十的国人想起列宁。因为中学历史课本上，有列宁的“金口玉言”：“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

于是乎，知道“熙宁变法”的国人没几个，但大都知道“王安石变法”。

中国古代史官言“王安石变法”，贬义很明显，直指是他“一个人”的变法，乃是不得人心的“变法”。

其实，列宁对于王安石到底是谁，估计他自己根本不甚了解，而列宁“夸奖”王安石的一句话，原本出自这位伟大导师一篇文章的小注，文章全名是《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

在此文中，列宁对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第二类土地

意见表示怀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土地纲领应当要求没收地主土地，但不应当要求任何形式的土地国有。”紧接此段文字的括号里，列宁加上一句：“持这种意见的大概有芬恩同志，可能还有普列汉诺夫同志，虽然他的意见不明确。”紧接着，列宁大力赞许俄国农民对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反抗，竭力支持第四类意见：“在一定政治条件下实行土地国有。”列宁毕竟是知识分子出身，在阐述完自己的观点后，他又在上述言论后引出小注放在文章后面，对于普列汉诺夫的“意见”，列宁在注释里写道：“普列汉诺夫同志在《日志》第五期中警告俄国不要重蹈王安石的覆辙。”紧挨这句话，列宁还加一个括号，括号里面才是广被中国人断章取义引用的话：“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

纵观之，这句话只是说明意义的表述文字，并非赞语和评定语，国人只取前半句，完全是生吞活剥。

列宁在注释中还说：“（普列汉诺夫）力图证明，农民的土地国有思想，按其根源来说是反动的。这种论据的牵强是一目了然的……如果20世纪的俄国可以同11世纪的中国相比较的话，那么我们同普列汉诺夫大概既不必说农民运动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也不必谈俄国的资本主义了……”

其实，不仅列宁对王安石不甚了解，普列汉诺夫本人也不甚了解，他在《论俄国的土地问题》一文中反对土地国有化，认为“这种制度无非是一切东方大专制国家所依托的经济制度的莫斯科版……”他抨击了法国无政府主义者雷克鲁从俄国汉学家扎哈罗夫那里搬抄中国宋代土地“共产主义”的故事，把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主张土地国有的人讥讽为“俄国的王安石们”（也喻指列宁等人）。

列宁对此当然不服气，反言相击，意思是你普列汉诺夫别拿“王安石”说事。

可见，无论列宁还是普列汉诺夫，对王安石变法的内容都是皮毛之见，正如我们国人常常说起亚里士多德、赫拉克里特、柏拉图等人名一样，对于这些“高人们”真正的思想，根本不知就里（倒是知道柏拉图的“精神恋爱”和《米老鼠和唐老鸭》中的一条狗名字叫柏拉图）。

王安石变法，从来没有“土地国有”的一丝一毫内容，倒是其反对派诸如大儒程颢等人一直主张倒退到中国上古的“井田制”，那才是真正的“土地国有”。

王安石变法，近一千年来，臧否不一，众口纷纭，好的说他“富国强兵”，坏的说他“剥民兴利”。其实，现代以来，对王安石最为推崇的倒是孙中山和他的国民党。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就与王安石“抑制兼并”、“均济贫乏”相合。而后，国民政府的“保卫团法”基本就是王安石“保甲法”的现代版。

王安石是个什么样的人？王安石变法当初到底有什么内容？变法的前因、后果又如何呢？所有这一切，当从宋真宗崩后加以交待。

宋朝太后也垂帘——真宗皇后刘氏的十一年执政

宋真宗晚年，得了半身不遂的毛病，凡事多决于刘皇后。

说起这位刘皇后，那真是历史上一大传奇式人物，她的故事是典型的中国版灰姑娘遇王子，好梦成真的大美满真人剧。不知为何，后世评书艺人和劳动人民不买账，又有戏剧《狸猫换太子》对她大肆“诬蔑”，把她刻划成阴险妇人，真是匪夷所思。

刘皇后是益州人，完完全全不掺假的川妹子，她之所以编出其祖父是从太原来，无非是想冒充北汉刘氏皇族的支属，想抬高自己的门望。其祖其父也没有做过什么将军、刺史，皆是小买卖人，土得掉渣的蜀地汉人，绝非是北汉刘氏沙陀种。

《宋史》又讲，刘皇后自小就父母双亡，由姥姥养大，擅长“播鼓”。实际上是做小买卖时摇拨浪鼓以招徕客人。“蜀人龚美者，以锻银为业，携之入京师。”正史中这句话更有猫腻，银匠龚美为何把刘氏这么个少女带入京师做买卖呢？实际上，是刘氏家穷，十二三岁即把她卖给了龚银匠做老婆，当垆播鼓，招徕顾客。时为襄王的宋真宗微服行于街上，看见这位川妹子貌美如花，很快就勾引到手，给老实头龚美不少金银，把刘氏弄入自己的襄王府中藏娇。

当时，别人没说什么，同是劳动人民出身的宋真宗乳母王氏不干，认为刘氏出身太微贱，向宋太宗告状。太宗不满，时为太子的宋真宗不得不忍痛割爱，把刘氏小姑娘送出王府，送到与自己关系不错的张耆家中躲避。宋真宗即位，马上把刘氏迎入宫中立为美人，后又进为德妃，最后封为皇后。

宋真宗如此迷恋刘皇后，一方面是小姑娘貌美；另一方面估计是刘氏破瓜早，深晓云雨之事，比起宫中那些大家闺秀出身床上放不开的嫔妃，自然另有一番风情。

宋真宗待刘皇后前夫银匠龚美也不薄，让他改姓刘，以刘氏的兄长相称。后来，这位“刘美”一直做皇家包工头，还做到武胜军节度观察留后的大官。六十花甲之年，老刘才善终病死。

宋朝皇帝就是仁德，如果放在北朝或是以后的明朝，肯定要诛杀成千上万的人来保守这个“秘密”，真宗皇帝竟如此“和平”解决了“同情兄”的问题，让人大翘拇指！

刘皇后不仅仅是漂亮，而且通晓书史。宋真宗退朝，阅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刘皇后多陪他批决奏疏。可见，刘皇后虽没受过什么系统教育，却冰雪聪明，不是那种只有漂亮脸蛋子的无脑美女。

真宗皇帝多病，刘皇后当权，大臣寇准、李迪深以为忧。真宗皇帝的病时好时坏，一次，他清醒时，枕着太监周怀政的大腿，与这位公公商议太子监国的事情。

周怀政本人就是太子宫属，当然希望小主人（日后的宋仁宗）秉政，就出宫与寇准等人密议。寇准酒后失言，消息泄露，周怀政颇不自安，就与几个太监密谋，要杀掉丁谓，以寇准为宰相，拥真宗为太上皇，让当时还是太子的宋仁宗为帝，罢黜刘皇后。

与周怀政共谋的太监想立功，反而密告丁谓。丁谓连夜行动，派人逮捕周怀政等人，并把审讯结果上呈真宗皇帝和刘皇后。

宋真宗听说周公公想把自己架空，自然很恼怒，下诏杀掉了周怀政。丁谓也添油加醋，把本不与谋的寇准也外贬，并欲置之死地。想当初，丁谓正是由于寇准的提拔才得以入朝任参知政事，恩将仇报，自然是小人惯有的“品质”。

真宗皇帝下诏，表示军国大事仍旧由自己亲决，“其余皆委皇太子同宰相、枢密等参议施行。”

皇太子当时是十来岁的小孩子，真正的朝中大事是刘皇后和丁谓说了算。

寇准虽是大忠臣，但他只想着怎样去掉母后干政的威胁拥立太子，没有想深一步——天下治道，以孝为先。刘皇后乃太子嫡母，总不能把妈杀了，再立一个少年为帝吧。

真宗皇帝崩，遗诏太子赵受益更名赵桢，柩前即位，是为宋仁宗，时年才13岁。

大臣王曾奉遗诏入殿庐草拟制书，“命皇后权处分军国事，辅太子听政。”丁谓想去掉“权”字，因为“权”是“暂时”的意思。王曾力争，认为“权”字不可去，不得坏祖宗成法。丁谓无奈，只得依从。其实，丁谓之意，并非是给刘太后手中加权力，而是想打着刘太后的旗号，自己可以长期在朝中掌政。

丁谓大权在握，马上结交时为“内押班”的太监曹允恭，密请太后降手书：“帝（仁宗）朔望见群臣，大事则太后召辅臣决之；非大事，则令（雷）允恭传奏，禁中画可以下。”如此，丁谓完全可以自决政事，扯虎皮做大旗，凡事以“太后”说事，同列官员则“不敢争”。

此举，还有另外一个恶果，就是太后、皇帝两宫，都要凭借雷允恭这个太监作为宫内外的“传话筒”，他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所以逐渐恃势专恣。

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丁谓马上贬寇准于雷州。

但是，丁谓太轻看了刘太后，以为刘氏一妇人，皇帝一孺子，凡事皆是自己和雷允恭两人说了算，高兴没半年，这两个人，一个死，一个贬。

其实，丁谓之贬，表面看上去，是因为太监雷允恭以“宜先帝子孙”为名，擅自命人把真宗皇帝的陵墓改址上移，致使泉水涌出，冲毁陵址。丁谓当时附和雷允恭，自然有连带责任。但丁谓真正遭贬，还是因为他有两件事得罪了刘太后。其一，有一天宋仁宗小孩子爱睡觉，刘太后传旨中书省，想一个人上朝见群臣，丁谓闻知，坚执不可，刘太后为此愤恨；其二，丁谓又算计内宫的花费财用，太后更加大恼。

妇人之怨，易怒难消，加之刘太后是聪明人，她知道丁谓与雷太监一里一外想架空她，盛怒之下，处死雷允恭，贬丁谓于崖州。本来，刘太后还想处死丁谓，有大臣认为仁宗皇帝刚继位就处决大臣“影响不好”，才“从轻”发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