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真宗皇帝喜欢天书祥瑞此类事情，宋朝道教达至繁盛，各地建起道观无数。同时，为安放“天书”，宋真宗还在丁谓建议下批准修建昭应宫，极侈土木，规模宏大。
有群臣劝谏，丁谓对真宗皇帝说：“陛下富有四海，建一宫崇奉上帝（道家神灵），有何不可。您现在还未有皇嗣，于宫城内乾地营宫，正可以祈福。如再有大臣谏阻，以此谕之，谅他们不敢再多言。”
昭应宫按计划要15年才能建成，但丁谓等人不计财用，勒令工匠加班加点，7年就盖成了这组巨大的皇家道观群，有房屋近3000间，穷极壮丽，诚为宋朝装点门面的宫殿。修建过程中，尽善尽美，小不中程，必毁而更造，有司不敢计其费。
如此巨大的工程，基本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当然，屋子建得富丽堂皇。
奇特的是，丁谓让人用上等好玉重刻天书内容立于昭应宫的宝符阁内，还刻雕宋真宗塑像“侍立”，皇帝金像“站岗”，历史上真不多见。
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宋真宗对群臣讲：“我梦见神人传玉皇旨意，告诉我授天书的人是我们赵家先祖赵玄朗。转天，我在延思殿设道场，亲自拜见了先祖。先祖告之我们赵家乃轩辕皇帝之后，还尽述发家历史。然后，先祖乘五色祥云离去。”
真宗皇帝此时真是走火入魔，谎话越撒越大。从前还都是梦中相见，现在，他连清醒时都能和“圣祖”座谈了。
于是，群臣“再拜称贺”。真宗还下诏天下避“玄朗”之讳。所以，“杨六郎”，原名杨延朗，因此才改名杨延昭。而且，宋朝人以后写东西，皆以“元”代“玄”。
皆大欢喜之间，也有“不和谐”之事。大中祥符八年，真宗皇帝的八弟荣王赵元俨的王宫起火，大火绵延，把皇宫内的左藏库、朝元门、崇文院、秘阁都烧成白地。此次火灾损失亿巨，连宋真宗本人也跺地嗟叹：“两朝所积，一朝殆尽，诚可惜也！”特别是烧毁的左藏库和秘阁，一个是真金白银，数量可能够支付辽朝岁币几十年；一个是绝世藏书，中国文化的精髓，肯定因之焚毁不少，毕竟是皇家藏书，全是稀世珍本。
不久，经过“有关部门”调查，发现大火竟然是荣王赵元俨的侍婢韩氏所为，这个姑娘人小鬼大，从王宫中偷盗金器，又怕主人点数事发，索性放起一把火毁灭证据，结果，惹出如此天大的灾祸。
“劳动人民”贪图几个金镯子，竟然焚毁了几亿个金镯子的财物，皇帝大怒，审讯过后，下诏砍断韩氏手足，示众三日，再凌迟处死。阴间地狱里，这位韩姑娘再也戴不了金镯子了。
在“阶级分析”的年代，“工农兵”知识分子可能不怎么读古书，没有发现这个“感人至深”的故事，多么好的素材啊，劳动人民子女，苦出身，做丫鬟，编剧大可以把这个宫女贪心偷金镯子衍变成为卖钱支援“表哥们”的起义或者秘密活动。至于一把大火，当然不是毁灭罪证，导演们可以编成是革命小姑娘义愤填膺，对封资修的痛恨使得她要烧毁一切害人物。当时如果有编剧想出这个题材，肯定就不是八出样板戏，而是九出样板戏了。
再回封禅事上。众臣惟惟之间，大臣孙奭一直力持反对意见，一个劲上书劝谏，以唐明皇为例，讲他直至马嵬兵变才醒悟，悔之无及，奉劝真宗皇帝勿蹈覆辙。
宋真宗智商不低，人品秉性也属善良，亲自召见孙奭，做说服工作：“封禅祀地，并非始于唐明皇。但即使现在的礼仪，也因袭当时的《开元礼》，不能以天宝之乱就否定一切。秦朝以暴虐著名，但现在的官名、诏令、郡县之法，皆是沿用秦朝旧制，万万不能因人废言！”
见说服不了老孙，宋真宗夜间又达旦不寐，亲自写作，著《解疑论》以示群臣。
估计戏演到最后，真宗皇帝本人入戏太深，连他自己都觉天书祥瑞什么的皆是真实存在。如此精神状态下，众臣附和，真宗本人文笔不错，估计《解疑论》写得也是“白马非马”，让人云里雾里。
观宋真宗自己作的诗文《励学篇》，很感这位帝王不失好玩和厚道：“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若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此诗意境虽不高，但语意平实，实际上从根本上反映出宋代对士人的尊崇，也显示出整个社会文质彬彬的精神状态。
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宰相王旦病死。临终，他对儿子说：“我一生没有大过错，惟恨不谏皇帝纳‘天书’。我死之后，当削发披缁以殓。”
老头子数年来每逢天书“大神”把戏开演，因身居首辅，自然要领头表演，为此常悒悒不乐。如今，他懊悔得不行，临死还要求以僧礼入葬。
乾兴元年开春（公元1022年），宋真宗崩，时年55岁，在位26年。其子宋仁宗继位，史臣称“（宋）仁宗以天书殉葬山陵，呜呼贤哉！”
此话也是不知就里，宋仁宗继位时是个13岁的少年，万事由真宗皇后刘氏做主。娘俩是知道“先帝”酷爱天书才把这些东西陪葬，如同以王羲之真迹陪葬唐太宗一样，而并非是想为宋真宗“遮丑”。
又过7年，宏丽的昭应宫因被雷电击中，燃起大火，连烧几天几夜，成为一堆灰烬。刘太后本想再建，大臣范雍等人力谏，以“天”说事，认为这是上天示警，不能再惮民力重建。
“天书封禅”千百年来广为人诟病，主要是宋真宗君臣妄诞不经，劳民伤财。但是，从实际情况看，天书降神和祭祀活动也算“拉动内需”，伤财未动筋，劳民未伤骨。而且，“天书降神”，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外交政治上于北宋还有“积极”意义。这一点，为元朝撰编宋、辽、金史的史臣早就有所发现。
所以，针对辽朝上层好神信鬼的习气，宋真宗君臣搞的这些大把戏，确实也让辽朝使臣看得眼花缭乱，实生羡慕感叹之情。宋朝在当时代表“文明大化”，大臣们虽然绝大多数附和，积极参与“表演”，但基本上没人相信，连给宋真宗首先出坏主意的王钦若也一开始就明确表示这是“以神道设教”，是高级愚民术。
但是，相对于笃信萨满类原始宗教的契丹人，他们对“天书”、“天神”、“祥瑞”之事，宁可信其有，绝不信其无。
已是友好邻邦的大宋国天书频降，符瑞遍地，皆是使臣亲眼所见，回国后一经渲染，说不定还对辽国君臣有一定的震慑。
宋辽百年之好，可能“天书封祀”还真有一定的作用。
第五章贺兰铁马彻地来
——狼子野心的西夏“开国者”们
中国历史，总以“正朔”为原则。公元13世纪，蒙古统治者入主中原后，由于他们自己本身就是“夷狄”，所以，元朝的史家们奉命同时修《宋史》、《辽史》、《金史》，给人一种三朝皆是“正朔”的感觉。
后来，到了满清，这帮大辫子哥们虽然也是“夷狄”，可自康熙起，清朝皇帝的汉化已经到了骨子里。他们对“夷狄”、“胡”等字眼十分敏感，然而对于宋朝的历史还是很“客观”。
特别是乾隆，大兴文字狱之余，也认为宋朝在当时才是正朔。这一点难能可贵，因为满清本身是以金朝的后裔继承人自居。
无论如何，当时及后世的历史学家对于与辽、宋、金同时代的一个西北政权西夏，似乎都有意无意忽略或弱化这个割据政权的存在。
事实上，蒙古人修史，也没把西夏当成一个正朔“国家”来修（当然，可能由于成吉思汗正是在出征西夏时病死，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细究史实可以发现，西夏盛时，方圆两万多里，疆域比辽朝还要大一倍，其领土包括今天的宁夏全部，甘肃大部，陕西北部，青海东部以及内蒙古的一些地区。
西夏人口成分也十分丰富，有党项（党项羌）、汉族、吐蕃、回鹘、鞑靼、吐谷浑、契丹等族。从唐末拓跋思恭拥有夏州之地算起，至最后被蒙古所灭，西夏立国长达347年。与之相比，宋朝（南北宋）为320年，辽朝为210年，金朝才120年。
西夏，以当时的“政治地理”来讲，确是一方胜国，它北有狼山、阴山，西有贺兰山，东南有六盘山，西南有祁连山；滔滔黄河，直贯国中；都城兴庆（银川）更是险河依山，形胜地固。
“西夏”，乃宋朝对它的称呼。元昊建国称他的“国家”为“大夏”，承袭自五胡乱华时代的匈奴大王赫连勃勃。当时这位爷在今天的宁夏及周边地区建立过一个“大夏”政权。可笑的是，西夏主体民族是党项羌，但元昊皇族出自拓跋鲜卑，与北魏同源。拂拭历史的尘埃，可以发现，赫连勃勃大王的煌煌“大夏”，当年正是为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所灭。
时隔600余年，拓跋氏后裔又在相同地点复活了与昔日敌国国名相同的“大夏”，是意外的巧合，还是历史的一个黑色幽默呢。
鄂尔多斯大草原的主人——党项羌早期的“奋斗史”
党项，据考是羌族的一个支系，《隋书》上载：“党项羌者，三苗之后也。其种有岩昌，白狼，皆自称猕猴种。”估计是体健爱跑喜欢爬树什么的。西晋时期，羌族被整治得厉害，“或臣（于）中国（中原王朝），或窜于山野”，跑得远一点的就归附了吐谷浑。
唐朝太宗时期，由于吐谷浑为吐蕃所灭，缺怙少依的党项羌请求内附，被大唐徙于松州（今四川松潘）安置。渐渐地，这些党项羌人形成数个较大的部落族种，有拓跋氏、野利氏、米擒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细封氏等等，其中的“盟主”，就首推拓跋氏。他们的地盘，大概占有今天的青海以北、甘肃以南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