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方面，由于宋朝诸帝皆留意文翰，贵族士大夫亦步亦趋，绘画、书法方面人才济济，甚至徽宗皇帝本人就是一个真正的大画家、大书法家（北宋连铜钱上的铸字原体也由皇帝亲自书写）。抛开细腻华贵的“院体画家”不讲，苏轼、米芾、米友仁、李公麟等人所崇尚的“士大夫画”，使豪爽、性灵的“尚意”审美意境贯穿以后数个朝代，长盛不衰。在这种艺术风气影响下，宋代在制瓷、建筑、雕塑、舞蹈、工艺美术等多个领域，皆达至登峰造极的地步。对此，陈寅恪不无感慨：“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
科技方面，国人一向引以为豪的四大发明，其中竟有三项皆肇自宋代：活字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培根在《新工具书》中这样写道：“这三种东西曾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状态……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教派、没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能与这三种发明在人类的事业中能产生更大的力量影响。”自然，在农业、数学、天文、航海、地理、医学等方面的发明和创造，宋代先人更是不遑多让，一部《梦溪笔谈》，不经意间已记述了数项独占鳌头的“新科技”。
政治方面，宋太祖进一步以皇权为中心加强中央统治集权，巧妙地分散宰相之权。而后，宋朝建立了非常完善的科举考试、官员铨选以及监察制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体制最开明的时代。因此，南北两宋三百多年，先前与其后各个王朝屡见不鲜的女祸、宦祸、外戚之祸、藩镇之祸、权臣篡逆之祸、流贼覆国之祸，在宋代基本杜绝。即使在皇权至上的年代，宋帝也承认天下“道理最大”，而并非口口声声“朕即国家”。外朝官员能够以“祖宗家法”的名义限制皇权，大体可按规矩依程序办事。宰相可把皇帝的“御批”攒至数十封一并退还不办（杜衍与宋孝宗），最终，皇帝不仅不恼，反夸奖对方“卿等如此守法极好”。这种君臣温情，在汉唐明清那些所谓的大一统、大有为君王的统治期间是全然看不见的。
经济方面，两宋更是那个时代最先进的商业社会，其多种经济模式均在世界上开一代风气之先。特别是城市的发展，“屋宇雄壮”，“骇人闻见”。经济活动“每一交易，动辄千万”。瓦舍、勾栏，熙熙攘攘，娱乐、休闲通宵达旦，市民生活水平在当时世界绝对是首屈一指。而且，中国首创的纸币交子、会子均在宋代出现并发展定型，这种革命性的货币形式比欧洲要提前六个多世纪。同时，一反前代重农轻商的传统观念，宋代商人不仅经济地位得到提高，甚至可以入仕为官，极大地刺激了工商业的发展，士大夫还得出“商人众则入税多”的崭新价值观。
至于英雄豪杰，两宋王朝更是层出不穷，撼人心魄——杨业、寇准、狄青、韩琦、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韩世忠、刘、岳飞、虞允文、辛弃疾、孟珙、余玠、李庭芝、姜才、张世杰、陆秀夫、文天祥等等，这些忠臣义士，耿耿精忠，求仁得仁，求义得义，不以成败利害动其心，不以生死贫富移其志，才节两全，代表了我们民族至高至伟的精神境界。他们或衔命出疆，或授职守土，或一心为国，或感激赴义，或慷慨就死，或临难不屈，或捐躯殉国，功虽有不成，名却彪炳千秋！
当然，在历数了宋王朝的辉煌成就之后，我们不得不回到沉重而不能回避的话题，即两宋惊人相似的两次灭亡。
“本朝（宋朝）惩五季（五代）之乱，削藩镇，建都邑，虽足以矫尾大之弊，然国以浸弱，故敌至一州则一州破，至一县则一县破，中原陆沉，庸悔何及！”
文天祥之语，触及的正是宋初矫枉过正的“抑武”国策。当然，王朝灭亡的原因多种多样，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某个领袖人物的死亡甚至会改变整个历史进程，比如钓鱼城上飞掷而下的、那块击中蒙哥汗的石块，它就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轨道。但除却天时、地利以外，人是历史行为的最关键因素。正是人为的懈怠，文怡武嬉，不思进取，才最终导致两宋的灭亡。
南宋亡国有三要素：民穷、兵弱、财匮，正如王应麟分析的那样，皆源自当国士大夫的无耻。特别令人慨叹的是，大敌当前，南宋朝野上下那种怡然自得的苟安心态，让人切齿扼腕。
宋金隆兴和议后，双方和平状态保持了大约四十年之久。为此，金世宗获得“小尧舜”的美名，宋孝宗也被当时后世腐儒赞为“仁恕”之主。然而，大儒王夫之对此很有洞见：
“呜呼，此偷安之士，难与虑始之民，乐怀利以罢三军，而不恤无穷之祸。流俗之言一倡，而天下交和，夫孰能听之哉？宋之决于和，非孝宗之心也。孝宗嗣立以来，宴寝不忘者兴复之举，岂忍以割地终之。完颜雍（金世宗）雄心虽戢，然抑岂有厌足之欲，顾江左而不垂涎者。故（议）和者皆其所不得已，而始以息民为名。贸贸者从而信之，交起而誉之，不亦愚乎！”
细究历史，会有惊人的发现：宋金两国，相踵亡于蒙古，其实最早的祸因正是肇于两国当时的和平“善举”。
金世宗史称为明主，但其实也是篡弑之君，因此，他心中肯定认为自己能为众人推立为帝已属天幸，所以，他对南宋的“退忍”和一切“和平”努力，其实出于无奈。至于他“息祸养民”一说，只是腐儒和马屁精的谀词。
“汝欲息，而有不汝息者旁起而窥之”，野蛮民族只要确定了开始想向“文明”迈进，他就会忘掉身边又会有像“昔日之我”的更野蛮民族蠢蠢欲动，“一息之余，波流日靡，大不可息之祸，亘百余年而不息！”
由此，我们从历史的经验中深刻认识到：“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一旦金戈铁马的女真人习惯了风花雪月，蒙古部族的嗷嗷叫声就肯定由远而近，金朝、南宋，就会在血火之中化为文明的碎片。
确实，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假设：如果南宋对金国不搞姑息议和那套投降伎俩，不断深入进击，派军队攻伐中原，这样的话，不仅可以练兵鼓舞士气，更可以宣威北方，使女真以外的后起少数民族闻之惊惕，对宋朝心存畏惧之心。反过来讲，宋金争斗不歇，金国一方也会持志不懈，日习于战，不会逐渐消沦其昔日的勇武好斗。
倘若宋金持战不歇，即使是金人兵强占据优势，每年都乘秋高马肥之际逼临江淮，“宋亦知警而谋自壮之略，尚不至蒙古之师一临，而疾入于海以亡”。历史中可以得见的是，金兀术昔日南侵最大的“结果”，就是使南宋涌现了岳飞、韩世忠、刘这样的忠勇大将，福兮祸兮，实相倚依。于金国而言，恰似当年南北朝时代的北魏，待其一息方新之锐气，通好南朝，安宴于洛阳享天下之际，六镇之祸正由此肇始。彬彬文治，最后的结果是拓跋氏赤族无遗之祸。因此，在血与火的时代，在危机四伏的世界，最怕的就是整个国家“乍然一息”。那些“以两国人民和平意愿出发”的自欺如果欺瞒了人民的头脑，长此以往，忘兵忘战，国民肯定会溺于安乐享受，一切忽然之祸，正是种于“缘饰文雅”之时。
可悲的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我们从来不汲取历史的经验！
时下的许多历史书籍，皆以“恢宏”的煽情修辞或对历史晦涩的“解构”当成卖点，常把《万历十五年》那样以“偏门”剖析历史的准历史研究当作模仿对象，各显身手，纷纷从经济、军事、气候等“专业”刃面“切入”历史研究。可惜，这些“大部头”著作往往忽略了历史细节的描述，而有些作者功底的不扎实又使这些“大历史”叙述错谬百出，或张冠李戴，或弄混朝代，或把演义人物当成历史真实，凸显出急于求成的浮躁心态。
此外，历史“剖析者”们在铺陈华丽语句大谈特谈历史的“规律”时，他们往往故意忽略偶然性在历史进程中所起到的戏剧性、决定性作用：钓鱼城下王坚所率宋朝守军扔下的一块石头，如果离蒙哥汗的身体偏上十厘米，不仅仅是中国历史，全部世界历史都将被重写！所以，在学者们以佶屈聱牙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等因素试图重新诠释历史的时候，那些真正对历史产生决定性意义的个人和事件，却被不善于注意历史细节的学者们有选择性地“遗忘”了。
作为一个甘于坐“冷板凳”的历史守望者，笔者总是试图突破“历史样板戏”写作的桎梏，仔细钩沉，复活那些淹没于茫茫时光中的血肉人生，把已被“格式化”的历史文字，转化为鲜活的、生动的、甚至是“现场的”！我的目的只有一个：恢复我们民族伟大的、不朽的记忆！
最后，我想以南宋遗民林景熙一首《京口月夕书怀》作结：
山风吹酒醒，秋入夜灯凉。万事已华发，百年多异乡。远城江气白，高树月痕苍。忽忆凭楼处，淮天雁叫霜。
是为序。
赫连勃勃大王
（hlbbdw@163.com）
第一章 不老实的“厚道人”――宋太祖化家为国的事迹
“京油子，卫嘴子，保定的狗腿子”，有关此句俗谚的出处及传播时期，至今不是特别清楚。笔者估计是在清末流行。何者？北京多油滑狡诈的官吏，天津多兴事搅水爱摆活的码头青皮，保定多出太监及看家护院的武卫。
京油子，卫嘴子，京津两地人士皆一笑释然，说保定人“狗腿子”，则会在当地激起众愤。保定民间“保名”人士经过“钩沉”，认为“狗腿子”乃“勾腿子”之误传，以讹传讹，把保定人武功盖世的“勾腿子”误传为“狗腿子”。话虽有理，也是一厢情愿。京油子、卫嘴子皆是贬意词，怎会把一个褒义的“勾腿子”与之并列。明眼人一看，自然一笑哂之。 其实，保定人大可不必因“狗腿子”一词气馁。现在的保定，辖区甚广，名胜古迹众多，满城汉墓、燕下都遗址、紫荆关、定窑遗址、涞源阁院寺、曲阳北岳庙、古莲花池、清西陵、直隶总督府、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曹锟故居、冉庄地道战旧址，上至战国下迄抗战时期，均是有名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