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泾原起事的叛卒个个在城内坚守从库府掠抢的金银，不肯出战。朱泚一直也没用这些骄兵傲将，只以范阳、神策的团结兵。虽然城高墙厚，朱泚众人龟缩于内，也终日惴惴不安。

一不烧皇陵，二不胁迫唐朝官员家属做人质，三不强迫人当官，有这三件事，比起安禄山、史思明，朱泚在人格方面确实还有值得称道之处。

李怀光带领朔方军，火速驰援，顿解奉天之围，使皇帝和从臣、守将、兵民皆逃于朱泚叛兵的杀戮，无论怎么讲，都可称得上是“不世之功”。

然而，李怀光本性粗疏。他武人出身，自恃大功，总认为这般“救主”后肯定会得到德宗皇帝的特殊礼遇。

他自魏县行营千里赴难，一路上不停地和左右多人咬牙切齿说及当朝权相卢杞和他左右手赵赞、白志贞的误国奸佞之情，扬言说：“我见到皇上，肯定马上恳请皇上立即诛杀这几个奸贼！”

毕竟卢杞耳目众多，有人为了邀荣取利，就暗中劝卢杞做防备：“李怀光一路上大骂您不绝，责备您和助手有三大罪恶：一是谋议乖方；二是赋敛无度；三是克扣军赐，这三大罪过最终造成皇上外逃的结果。现在李怀光新立大功，皇上肯定对他言听计从，如果他亲自面君，后果就太危险了！”

卢杞惊惧过后，毕竟属于城府幽深的奸辈，就寻个皇帝高兴的当口儿，建议道：“李怀光有重造社稷之功，朱泚等诸贼军已经被吓得胆破心寒，肯定连守城的胆量都吓没了，如果命李怀光乘胜攻取长安，肯定一样可以灭贼！如果现在允许他入奉天城面君，陛下您肯定要宴赏诸将和赏赐士兵，留连累日，给朱泚等贼兵诸多的喘息机会，他们就有时间修整城池，加紧准备，到那时再攻城可就太难了！”

唐德宗一听，觉得大有道理。奸臣之奸，正在能揣度人主的心理，卢杞知道德宗受了这么多天的憋屈，一定想急于攻回京城，一来得以恢复当皇上的信心，二来可以重新找回君临天下的感觉。

因此，卢杞一言计成，把自己迫在眉睫之险化于无形之中。无论怎样，先让李怀光连皇上的面也见不着，再怨再气，也不会马上危急到卢杞自身。

唐德宗下诏，命李怀光立即引军屯便桥，与李建徽、李晟及神策军兵马使杨惠元合军，尽快克取长安。

诏下，李怀光失望怨恨之情不能自抑。试想，千里竭诚赴难，破朱泚，解重围，到达城根儿竟然连天子一面也见不成，愤懑成怒，气得他对属下大叫：“我现在已经被奸臣排挤了，可以预料到结果！”

于是，他掉头引兵，在奉天东南的鲁店盘恒两日，才怏怏向长安行进。

唐德宗仍旧沉浸在“大难不死，必有大贵后福”的幸福里，殊不知，一贼未平，一贼又生！

《唐书节要》后面有一首无名氏的绝句，最能反应当时情景：“中原不可生强盗，强盗才生不易除。一盗未平群盗起，功臣都是盗根株。”

由于朱泚乱起，原来受命讨伐李希烈的淮南节度使陈少游马上从盱眙迅速撤回广陵，广挖堑垒，修缮甲兵。浙江东西节度使韩滉大筑坞壁，名义上是准备迎接唐德宗渡江，实际上是防备陈少游乘间偷袭。

两人各怀鬼胎，置李希烈于不顾，在长江屡屡曜兵示威，恐吓对方。

对唐室忠心耿耿的盐铁使包佶护送价值八百万的钱帛路过，准备输运京师。陈少游以朱泚占据长安，没人领收为借口，强行截下财物，准备据为己有。包佶不从，差点被陈少游杀掉，化妆偷跑才捡回一命。同时，护送运输船的三千守兵，也被陈少游夺去换上自己军队的服号。

包佶带着仅有的一船钱物和几十个从人逃至上元，又遇上韩滉带人截住，除浑身上下衣物外，又遭第二次明抢。

乱起之时，藩镇尤其猖狂，由此可见一斑。南方藩镇之中，只有曹王李皋的江南西道比较“孝顺”，不停地派人派物送达德宗。

颠沛期间，刚愎自用的唐德宗深自贬抑，一直跟随他左右的忠贞之臣陆贽屡屡上书，基本还能得到德宗采纳。

陆贽是苏州人，进士出身，博学多才，廉洁自律。泾原兵卒叛乱前，陆贽多有讽谏，德宗没有听进一言，结果都被陆贽言中。奉天围解后，陆贽又上书，指出德宗如下几条缺失：1加剧赋敛，民不堪命；2猜嫌臣下，武断裁事；3诿过于天，不信于人。集中来讲，共有六弊：“好胜人，耻闻过，骋辩给，炫聪明，厉威言，姿强愎”，把德宗的性格缺陷都一一罗列出来。

到如今，皇帝很觉他说的有理。一般帝王大都如此，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富贵，他倒霉落魄之际，你说什么不中听的话都是逆耳忠言；平日太平时节，臣下小小逆拂其意，很快就有杀身大祸。

心中一直憋怀恨意的李怀光越想气越不顺，索性他顿兵不进，多次上表暴扬卢杞等人的罪恶，大有不给个说法绝不罢休之势。

众议渲腾，朝臣都认为卢杞奸恶，误君误国。不得已之下，德宗于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底下诏，贬卢杞、白志贞和赵赞等三人为僻远小州司马，并杀掉李怀光表奏中屡屡提及的宦官翟文秀。

难兄难弟“窝里反”——藩镇之间的猜忌

为了“化敌为友”，唐德宗又秘密派人去劝说田悦、王武俊、李纳三个藩镇首领，表示要宽赦其罪，并厚赂以官爵。

这三人也不傻，非常高兴有朱泚、朱滔、李希烈这三个强出头的大傻冒搅起大过失，皇上给自己这么个大台阶，能不赶忙顺溜下去吗，都暗中指天划地地盟誓重新向唐皇效忠。同时，他们不敢马上和朱滔翻脸，各自称王如故。

朱滔这厢迫不及待。他派手下虎牙将军王郅到田悦处，劝说道：“当初您有急难，朱太尉（指朱滔）奋不顾身前来救援。现在，朱太尉的兄长在关中称帝，希望大王您能一起兴兵，渡过黄河攻取汴州。”

王郅走后不久，朱滔派内史舍人李琯见田悦，观察魏博军是否成行。

田悦犹豫不决，一怕得罪朱滔，二怕又得罪刚刚交好的唐廷。于是，他密召心腹将士，谋划计议。

田悦的司武侍郎许士则说：“朱滔从前是李怀仙的牙将，与他哥哥朱泚和朱希彩合谋杀掉李怀仙，推立朱希彩；朱希彩对朱氏兄弟宠信至极，朱滔又与李子瑗等人谋杀朱希彩拥立朱泚。朱泚为帅后，朱滔劝朱泚入朝面君，趁机取得节度使兵权。想想与他一起同谋共劝的人，诸如李子瑗之徒，最后都被他找各种借口杀掉，可见此人阴险反复，绝不可推诚待之。现在，他与朱泚东西相呼应，假使朱滔顺利抵达长安，估计朱泚最后也会被他干掉，何况我们这些名义上的同盟军呢！朱滔如此为人，大王您怎能相信他呢。现在，朱滔勾结回纥等军拥兵十万，如果您出城效迎，肯定会被他擒拿囚禁，魏博军人也会被其吞并。大王您不如假装先答应他的请求，厚加迎劳，等他到达城下再托辞以别的借口说不能成行，如此，大王外不失报德之名，内无仓悴之忧。”

许士则一番话，以扈崿为首的魏博诸将也深以为然。即使如此，田悦仍徘徊不定。

关键时刻，“赵王”王武俊派其高级参谋田秀驰见田悦，劝说道：“从前因为朝中宰相处置失当，加上魏博陷于重围，我王武俊才发兵相助。现在天子厚德，既往不咎，我们怎能不抓住这一悔过自新的机会呢。舍弃九叶天子而臣事朱滔，会让天下人笑话！况且朱泚未称帝之时，朱滔与我等比肩为王，已经有轻视我们的心气。如果他能南平汴、洛，与朱泚连兵，我们二人肯定会是他们兄弟接下来的攻击目标。希望魏博军闭城据守，千万不要与朱滔连军南侵。我王武俊会乘时观势，与昭义军连兵，乘机消灭二朱兄弟。到时候，我们一起扫清河朔，复为节度使，共事天子！” 见王武俊如此进劝，田悦下定决心，派人骗朱滔说：“一言为定，跟从大王南行！”

朱滔得信大喜，亲率范阳步骑五万人，回纥兵三千人，以及流兵一万多人，从河间往南开进，气势汹汹，辎重首尾绵延四十里。

公元784年，唐德宗发诏，大赦天下，改元兴元，在他这封类似《罪己诏》中的制书中，德宗先是非常诚恳地进行了一番“自我批评”，最后行文关键处，表示：“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咸以勋旧，各守藩维，朕抚驭乖方，致其疑惧，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灾，朕实不君，人则何罪！宜并所管将吏等一切待之如初。”

诏书还认定可以招安，只对称帝的朱泚一人，诏书才委婉地显示不得不“下狠手”：“朱泚反易无常，盗窃名器，暴犯陵寝，所不忍言，获罪祖宗，朕不敢赦！”

最后，诏书还明白表示要停罢“两税法”以外的苛捐杂税。

赦下，四方人心大悦。王武俊、田悦、李纳见到加印有御玺的赦令，都马上自去王号，上表谢罪。只有在汴州刚刚打了个小胜仗的李希烈不识好歹，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要过皇帝瘾，自称楚帝，国号大楚改元武成。

朱泚由于一直连战不顺，公元784年，把国号从“大秦”改为“大汉”，自号汉元天皇（这老哥们也真是一个没有什么想象力的草包，总是使用曾经显赫过、后来消亡掉的朝代年号，由此就知道他成不了帝业）。

李希烈称帝后，派大将杨峰持赦书赐唐朝的淮南节度使陈少游与寿州刺史张建封。张建封很干脆，把杨峰在闹市中腰斩，表示忠心事唐。陈少游闻之骇惧，想不到城小兵弱的张建封敢来真格的，自己虽握重兵强城，也都一直首鼠两端，小小的一个州刺史就敢给新称帝的李希烈这么一个大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