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中国，“苗族”这一名称作为55个少数民族类别之一，指的是一个包括至少七百万成员的社群(1992年人口普查)。他们聚居分布于8个省区，在语言、习俗、经济模式以及其他方面各不相同。今天苗族的民族边界划分，主要是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在成立后不久推行的民族识别国家工程的结果。该项民族识别工程极大地推动了旨在将少数族群纳入国族政治体制的少数民族制度的建立。

在界定少数民族时，政府提出了一些基本前提，特别是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四项原则—地域分布、经济、语言、文化的同一性，同时也参考历史文献以追溯某些特殊少数族群的谱系。然而，苗族的情况似乎打破了所有的标准:不同苗族群体之问的多样性违背了斯大林的“同一性原则”;历史文献中关于苗人的族别有着十分繁杂的指涉，总的来说，涉及当今中国南部的许多少数民族。实际上民族识别工程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本族精英对民族共同体的思考，从这一点来说，石启贵对苗族的认识对中国政府最终承认苗族为一个单一民族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十三、呼应—湘鄂川黔根据地与红军长征

贺龙的两把菜刀起家

据明隆庆《岳州府志》载“九溪在慈利西北九十里，以喝堡等八溪会索溪”故名（即淋溪、撒珠溪、输赢溪、倍子溪、人潮溪、南渡溪、柳杨溪、冷水溪、索溪九条溪汇合于此）。九溪古为“索口市”，宋设索口寨，立栅为城，依山傍水。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在九溪设卫建城。城墙用石块砖头叠就周九里十三步，高丈八尺，门四皆有楼，其辖区甚宽，统麻寮、添平、安福、澧洲四所，北起湖北鹤峰，下至湖南安乡，纵长五百五十华里，即今湘鄂边区十县。

1662年（康熙元年）朝廷为进一步巩固卫城，从湖北安陆调兵一协（相当现在一个旅）进驻九溪城。军中有四十八家官吏，见此地风光秀丽，交通方便，遂定居于斯。连同一户单身汉在内，共计四十八家半，其中有一个叫贺贵的小官，他们夫妇住九溪南门右侧，殁后葬城北紫驼峰下（瓜凼）。有碑可考，文曰：“创增修职郎贺公贵老大人之墓”。

关于贺家由九溪北迁到80里之外的洪家关，没有史料记载，只有民间传说和贺氏族谱简述。雍正八年，改土归流，九溪卫被废，古城日渐冷落，先人贺云贵夫妇相继辞世(葬于九溪城北门后山)，人丁兴盛的贺家见旧居已不适应居住，正准备新建居房。恰在这时，从桑植过来一位地理先生，落脚贺家，说是借宿。贺家热情款待。饭后从地理先生日中得知，洪家关有一块藏龙卧虎的风水宝地无人开发。贺象心中一亮，洪家关又是古道隘日，交通方便。当即与地理先生商定，亲自察看。果然是个山青水秀的好地方。回家与儿位弟弟密商后，遂请人开荒斩草，大兴土木，半年后举家北迁。

贺氏先人“门第鼎盛，臀缨蝉联”世为洪家望族。但到贺仕道(清同治二年出生)时，家境衰败，仅有两亩多薄田瘦地。贺士道靠种田做裁缝营生。清光绪十二年贺仕道到邻县(即湖北鹤峰四方岩)做上门工，见乡姑名王金姑心地善良，为人做“闲饭”媳妇，生活十分艰苦，仕道顿起同情之心，用两斗荞米将她赎出，结为夫妻。先后生_5女2子，其中老四为贺文常，名云卿，生于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初九晨时(1896年3月22日)，幼时小名常讶子，因母亲多育体弱，缺少奶水，全靠嫂嫂陈桂英的奶水喂养。他就是后来的贺龙。

因家境贫寒，贺龙只读了几年书。十四岁那年因不满恶霸之子的霸道行为，一怒之下挥刀砍伤了他的脚板。之后，贺龙扬长而去，跟随马帮，跑四川、入湖北，靠贩运盐、桐油和药材为生。在盗匪横行的年代，吃“赶马贩货”这碗饭既辛苦又危险，随时都有丧命的可能。17岁时，贺龙赶着骡子路过鹤峰，看见一个带枪的土豪庄丁毒打一名交不起租的贫民，还强行抢走了贫民家的一袋活命粮。贺龙问明情由后愤然用石头将那个庄丁砸死。这时的贺龙，就是一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独侠客。

1914年春，中华革命党人、桑植县留日学生陈图南，回国后在县城小学任教员，他耳闻贺云卿之名，十分倾慕幕，于是专程到洪家关拜访，向贺龙宣传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并介绍贺龙加入中国革命党。陈图南交给贺龙三个任务：杀掉桑植县大劣绅朱海珊；做桑植、石门两县的兵运工作；拉队伍。

贺龙接受任务后，即加紧在湘鄂一带活动，发展革命党人，串联革命积极分子。还广结金兰兄弟，组织“八义团”。很快，贺龙周围就聚集了一大批仁人志士。

1916年蔡锷组织反袁护国军，声势浩大，影响传遍全国。二十岁的贺龙在家乡组织了二十多名农民，拉起了队伍，但手里没有武器。这就有了国内外广为流传的“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后来，他在自己的履历上写道：“1917年底，曾用两把菜刀，发展到百余人的队伍，任援鄂军第一路总司令所属之游击司令。”

当时他听说芭茅溪盐局的税警刚刚装备了十多支洋枪时，他和叔叔向别人借了两把菜刀带着组织起来的二十来个农民乘夜色闯入盐局，砍死税警队长，缴获十五支步枪，二支手枪和九千斤盐。他下令把盐统统分给穷人。他用这十几支枪武装起他的队伍。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从此传扬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