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 国民政府为了消除民族歧视，体现民族平还是做了积极地努力，关注了少数民族的一些诉求，要求改变对少数民族的蔑称。1939年8月，国民政府颁布了“渝字四七0号训令”:
民国以来，国人复受敌方恶意宣传，在心理上已遗留本国内有若干不同民族之错误观念…即以西南边地同胞而论，竟有二百余种不同之名称。…若专为历史及科学研究便利起见，固不妨照广西省前例，将含有侮辱之名词，一律予以改订。而普通文告，及著作品、宣传品等，对于边疆同胞之谓，应以地域为区分，如内地人所称某某省、县人等…以尽量减少分化民族之称谓。
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央政府、全国各地的官方文件、公开宣传品等，也开始使用“边地人民”、“边县人民”、“边民”、“边胞”等词，称呼分布于湘西和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以此来强调中国民族的统一性，反对民族的割裂与分化。除将少数民族改称为“边民”、“边胞”等之外，在国民党政府的文件中，也常使用“土著民族”一词。例如，1939年10月13日，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回复的电文称:“查湘西土著民族，为古三苗之裔，散处于乾城、凤凰、古丈、永绥、保靖等县之间，不下二十余万。"这里所称的“土著民族”，实际上是指湘西苗族。
国民政府为达到文化同化的目的，在湘西苗族地区大力推行国民教育。这也使得辛亥革命后被颠覆的清末苗疆教育体系得到部分恢复。1936年7月3日，在湖南省政府委员会第671次常务会议上，通过了石宏规、刘佛林、石启贵等人提交的《湘西苗民文化经济建设方案》，并要求“交湘西苗防屯务处主办，并由义务教育项拨银三万元，办理苗疆义务教育及师资训练。…”同年11月，省教育厅在乾城县所里抚溪书院，创办了特区师资训练所，并以该所培养的师资，来设立苗区小学。1937年下期，在永绥、凤凰、乾城、保靖、沪溪、古丈、麻阳7县，开办短期小学96个班，专收苗族子弟。1939年，增办短期小学64个班，共160个。
“跳鼓脏”的争议—凌纯生、芮逸夫的湘西调查
民国以来，特别是陈渠珍对湘西的统治期间，湘西苗疆与外隔绝的现象日趋强烈，国民政府对此地鞭长莫及。最早对这块地方发生兴趣的倒是民国的学术研究者。
苗疆，作为历史上西南民族地区之泛称，这时在人们的想象与人文描述中总是呈现出一种谜一般的模糊图景。这是一片未知而蛮荒之地，充满着诸如放蛊、巫毒、瘴气肆虐的危险，恰如清人许家干在《苗疆闻见录》所述:“地多瘴病，夏秋为甚，霆雾沉檬，即天气晴明亦须巳、午时乃见天日，感其气者多患疟痢，俗有‘不起早，不吃饱，不洗澡’之说，客苗疆者恒戒之。”似乎这弥天的瘴病将整个苗疆遮蔽起来，阻隔着外界探询的视野，而进入此地则是一件需要莫大勇气的探险。
这个曾经“王化不及”、“苗蛮杂处”的区域也随着国家官员长期的经营，以及伴随着的文人探奇，使得外界对当地有一定的了解，但又模模糊糊的。诸如《苗防备览》、《平黔纪略》、《百苗图》等一系列史籍相继问世，依靠这些由地方官员和文人所进行的粗略记述，苗疆神秘的面纱仍在半开半合之中。可以说，清帝国晚期外界对苗疆的认知还是模糊朦胧的。
这一状况直至20世纪30年代仍没有本质上的改变，在一般汉人心目中，苗疆仍还是一种谜。苗夷二字，仍还是笼罩着一种神秘的观念，对于他们有种种荒诞无稽的传说，甚至有许多不近人情的诬蔑。这谜一般的苗疆和苗民是对当时中国的疆域主权认定与国民范畴确立是不利的。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列强争夺与瓜分中国及其周边地区资源的情况下，清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逐渐从只求船坚炮利的自强运动中有了觉醒，感慨外人有“民族”能团结对外而中国则无。于是，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呼吁并以行动筹建自己的民族国家。由于历史上汉与非汉在血缘、文化与历史记忆上有许多交汇，满清帝国版图又及于蒙、藏、满洲与西南边疆，因此在全球各国争夺土地与自然资源的背景下，此国家内的“民族”包括清帝国治下所有的汉与非汉人群逐渐成为当时许多中国政学界领袖们的共识。
到了1930年代，民国已过了20个年头，尽管中华民国的政治架构已大致完成，但这个民族国家的构成主体—中华民族—其边缘与内涵尚不明确。中华民族之中，除了构成“五族共和”的汉、满、蒙、回、藏之外，究竟还有哪些民族？这些民族之中包括那些支系？邻近民族间的语言、文化边界究竟在何处？这些都需要深入且广泛地调查，以及用一套学问来厘清相关问题。
当时情况最复杂的是西南与南方边疆。这儿的湘、桂、黔、云、川等地有广大的被泛称为“苗”的人群，然而其中显然包括许多语言、文化有异的人群；在部分地区又因为汉化效应，所谓的“苗”看来与汉人并无区别。因此，究竟哪些是“苗族”哪些是其它民族（包括汉族）亟待厘清。甚至于，是否要在南方与西南识别各个非汉民族，或者便鼓励汉化在此持续下去，无须在此区别苗或其他民族，这些当时都在争议之中。凌纯声、芮逸夫等人，便是在此情境下到湘西进行有关民族文化的田野考察。
这次调查是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的，该所成立于1928年。往后十余年中﹐它网罗及培育出许多当时中国顶尖的知识精英。历史学界的傅斯年﹑顾颉刚﹑陈寅恪﹑陈垣﹑徐中舒﹐考古学的李济﹑梁思永﹑夏鼐﹑石璋如﹐甲骨学研究的董作宾﹑胡厚宣﹐语言学界的赵元任﹑罗常培﹐体质学方面的吴定良﹑陶云逵﹐民族学的凌纯声﹑杨承志﹑芮逸夫﹑马学良﹑马长寿等等﹐这些经常被誉为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各学科领域开创者之学者们﹐皆出于历史语言研究所。
1933年5月1日，凌、芮两位先生与负责摄影、测绘的技术员勇士衡由南京出发，溯江而上，经武汉、长沙、泸溪等地而抵湘西。他们在凤凰、乾城、永绥进行苗族社会文化调查，于当年8月1日返回南京。算来他们实际在凤凰等地的时间约50日。他们的工作安排得十分紧凑，几个人分工进行。凌纯声负责调查地理环境、生活习俗、鼓舞等，芮逸夫负责搜集歌谣、故事及语言数据，勇士衡负责照相、摄制影片及绘图。此外，他们得到许多本地人士的帮忙。特别是吴文祥、吴良佐、石启贵等人，一直陪同凌、芮进行田野考察，随时提供自己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