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苗族风俗民情的调查了解基础上，在新生活运动的鼓动下，湘西的地方政府对苗族的风俗进行直接干预。1935年，保靖县县长李华汉再次下文，要“改革苗民风俗”，认为“属县苗民，习尚野蛮”，“函应”改良。1941年，凤凰县政府通过《第二届全县行政会议决议案》，其中“汉、苗同化案”规定今后“如再有戴金银首饰者，概行没收之;衣裳仍滚花边条，鞋面绣花者，即予扯去;包头习惯逐渐劝导，改为便帽”等。

国民政府的倡议很快得到了当时知识分子的认同和响应，他们以新生活运动的标准为参照，来检视苗族的生活陋俗，呼吁进行改良。例如，当时就有人就罗列了西南苗民不注意卫生的多种表现:

苗人卫生，向来不知注意，死亡率也因之而高，此由于知识太简，不知卫生为何物之所致…

他们关注到苗人的洗脸洗脚洗衣洗碗等细节，认为苗人洗脸不认真，洗脸水太少等，他们指出：

苗族衣服，无季节之别，每着一件，必至槛褛不能适时，甚至此件衣服多年无换洗刷者。

苗人洗脸甚为简单，水亦甚少，不能尽除污物，洗盟器皿，多为一长木槽，且此木槽除洗盟之外，尚用以喂犬，有碍于卫生者甚大，望负责各地苗人教育者，对此，务须加以彻底改判。

苗人煮水洗足甚难，非有客至难用热水，因苗人多为农户，农事毕，即在外面河水洗净，然后回家。

苗的碗筷，常缺洗刷，即用以食，筷子亦不修齐，便使用…

这些汉族知识分子针对当时苗民的生活习俗提出改进建议:“衣的方面，改良栽麻及纺织方法，使大家有适当的衣服穿，而式样亦当仿汉人者改良;食的方面，改良种子，改良家畜，增加副产业，使有适当的饭吃;住的方面，改良人畜同丨居丨、修窗等，以讲究一般住的卫生为原则;行的方面，实行模范村制度，派员往各村宣传，使大家明了其意义，如五年后成绩特别优良者，予以奖励，在此五年内本村寨到他村寨之道路，由各村自动修筑之。习俗方面，“不良风俗习惯，…一律取消，并实行改装，取缔花衣服裙子，极力模仿汉人的优良风俗习惯。”

与其他苗族地区一样，民族学家盛襄子也提出了改革与治理湘西苗民生活习俗的举措，“应对苗民陋俗的改良特别注意，务使他们有爱整齐清洁的习惯，而不流于淫乱迷信的恶俗。”湘西苗族学者石启贵等人在1936年向湖南省政府呈送的《湘西苗民文化经济建设方案》中也提出类似改良苗民生活的建议，包括劝导苗民废止椎牛、椎猪等祭;劝导苗民学习汉语;劝导苗族废止婚丧不良习惯;劝导苗族废除不当娱乐。可见，在苗族地区实行改良运动，已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的强烈意愿。

这些知识分子的建议收效甚微，从苗民看来，有些指责以偏概全，如指责苗民洗脸用水太少，大概是指一些高山缺水地区，在一些有溪流的地区苗民经常就在溪水里洗脸，哪会水少？他们有些措施脱离了苗民的生活实际，如指责苗民换衣服太少，很多苗民由于贫困，只一两套衣服，当然很难换洗。他们将汉族文化视为其他民族的标向，表现出对苗族文化的歧视态度。

民国二十三年乾城仙鎮營的苗族家庭，衣衫褴褛 石启贵摄

当时的湘西苗族学者石启贵对此感受深刻，他记述道:汉苗“同乡共里，情感不融，毗邻居处，漠不关心。是以便成苗汉不通婚，情理无往来。间有汉娶苗妇，情必特殊，实非正式婚姻可比。…平时言语，甚为歧视。凡见丑陋之物件，动辄以‘苗’为比拟。如粗碗粗筷，汉人谓之‘苗碗苗筷’。品貌不美，汉人谓之‘苗相苗形’。…一遇纠纷，概以‘苗’为冠词。…住所简陋，亦呼‘苗房’。衣裳臭汗，多称‘苗气’。…此种无端讽刺言语，在汉人视之，以为得意洋洋，兴高采烈。实则言此，胜于刀斧伤人，顿时大怒生心;比骂亲母尤愤。…汉人呼以骂人者，无非形容苗人身份低下，生活艰窘，知识愚拙。一切落后于汉人也。”

苗族风俗仍然沿袭。由于国家号召力较为有限，直至民国，湘西苗族文化变迁的步伐仍然缓慢，苗族风俗保存完整且极具个性，以至于当时人们对于湘西苗族文化还普遍保持着“落后”与“原始”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