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水旱灾害直接或间接造成人口大量流亡和死亡之外，虫灾因为可以摧毁农作物，使得人们失去生存资料，因此也能间接导致人口死亡，冰冻、风雹则可直接造成人口死亡，而疫灾也是除水旱灾害之外的最大威胁，其传染速度之快，死亡率之高都十分骇人。其中凤凰县是疫灾频发县，1937年靠近贵州的铜岩村(今属落潮井乡)恶性疟疾流行，村民80%患病，180人中有44人死亡，其中3户死绝;唐安清等4家44人，发病40人;唐树富家9口人，病死3口;老寨疟疾流行，15户死绝，其余39户大部分卧床不起，无人秋收。当时流传民谣:“田里谷子黄，摆子打上床。先死有人抬，后死无人埋”。灾荒过后，人口的大量死亡或流亡，给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损失，农村劳动力锐减。
灾荒引起社会混乱无序，灾民无以为生，为了生存，越轨犯禁势在必然，造成社会秩序的动荡不安。比如1915年6月，大庸县夏饥，北镇乡掌管义仓的富户李秀林拒不出谷济荒。县人李子和带领北镇乡饥民涌入李秀林家开仓挑谷，并焚其房屋。又如1922年，全省71县受灾，“湘西等处灾情日趋险恶，芷江、麻阳一带，烹人相食，其余各属饥民逃徙无地，弱者束手待毙，强者聚为盗匪，到处恐慌，岌岌不可终日。可见，民国时期湘西匪患猖撅，与灾荒不无关系。
民国时期湘西灾荒频繁，给湘西社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痛苦。而灾荒的破坏性后果又因当时动荡不安、战乱频繁的社会环境进一步加剧，造成恶性循环，使得民国时期湘西经济破败，民众难逃饥饿、死亡的命运，社会秩序混乱不堪。
在土地出产不足、广种鸦片及土特产销路阻滞的情况下，民国时期的湘西普遍极端贫困。正是这种农村普遍极端贫困的状况，成为滋生湘西匪患的重要温床。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奢靡豪华而辉煌了500年的洪江也在快速地衰落着。
洪江作为湘西南重要的工商业中心，繁华富庶之地，也成为封建军阀和国民政府的垂涎之地，深受军阀割据、军阀混战的动乱之苦。各路大小军阀以护法、北伐、阻截追击中央红军等各种名义，先后有王家烈、何键、刘建绪以及周则范、犹国才、陈汉章等进驻洪江，搜刮洪江。他们利用武装割据时把持的军政大权，控制税收，勒索商民，并套用巨额军费充作官僚资本，在市场上兴风作浪，挤压得洪江大小商家几乎失去了生存的空间。他们聚敛钱财的各有手段。
贵州军阀王家烈，率先干起了武装贩运鸦片的勾当，两年多时间赚得光洋一千多万元。那时，由洪江过境的烟土每年均在3万担以上。湖南军阀何键看准了这块肥肉，把王家烈赶走后，更是别出心裁，组建了一支专事武装贩运鸦片的部队，定名为“四路军总指挥部第一监护大队”，每担烟土索取运费180至600光洋，驻洪江三年多时间搜刮民膏四千多万元。
驻军内讧也是祸及洪江的重要因素。湘西护法军总司令周则范，从1912开始直至1919年12月，被部下廖湘芸枪杀于烟溪时止，在洪江盘踞达七年之久。湖南怀化大土匪陈汉章，在1923年前后被何健收编其部为暂编第六师，被委任为师长。1930年3月兼湖南清乡第七区司令后，在洪江为其部下刺伤，死于回怀化的路上为止，陈汉章也盘踞洪江十余年。他们除了以筹集军饷、治安保护等名义强征暴敛外，还以开办钱庄、当铺等名义大肆敛财。而周则范、陈汉章都相继因军队内讧被杀后，他们的钱庄、当铺资金也被部下袭击一空，洪江商家、市民存于钱庄的资金，被悉数卷走，一笔勾销，而欲哭无泪。
民国23年，正月初一。一场大火突然出现在洪江城内最著名的大富豪刘永泰的“永泰商号”里，大火贪婪地焚烧着刘家的深宅大院。这是一座非常豪华的建筑。房子为两进三层，厢房储存着货物，中堂极为高敞，有天井，主体用的是当地所产的上好木材，四周是青瓦灰墙，屋内雕梁画栋，这种在当地被称为“窖子屋”的豪宅，一进门一般都有一个太平缸，里面平时蓄满了水，以备防火之急。但宅子主人刘永泰面对大火一筹莫展，区区太平缸里的水何以浇灭如此大的火?一时问，精致的窗户、格扇、门雕与造型精巧的栏杆、庄严绚丽的脊饰等等显示主人富贵的一切都在大火中灰飞烟灭了。大火之后，刘永泰元气大伤。这个依靠桐油、木材等积累了巨额财富的商人，在最鼎盛时期曾经发行过“自己的钞票”，其生活也极度奢华:“窖子屋”里有自己的戏台，家里可同时招待10来个人抽食鸦片，厨师、佣人、杂工等有数十人。在大火前后，刘永泰遭遇了好几起变故:先是被绑匪劫持，勒索了一万大洋，虽然最后被国民党的队伍救了出来，但刘家也花费了上万大洋后又遭遇民众上门挤兑其发行的“钞票”，再加上大量抽食鸦片耗费了大笔金钱，最终，刘永泰“千金散尽”，走上了没落。
刘永泰的命运似乎是一个注脚，在时局变幻的二十世纪前期，洪江商人已露败相。洪江商人有勤劳能干的一面，也存在奢侈腐化的劣性。洪江的烟馆在旧时湘西一带极其有名，聚集在一条街上，供人吸食鸦片，馆内有密室和暗道，以便那些不愿意曝光的烟客们悄悄前来吞云叶雾，过一把瘾。洪江富豪吸食之风盛行，有人光一枝烟枪就花了2000块大洋。他们不仅吸食也买卖鸦片。据说当时搬运鸦片装船的队伍从早晨六时开始，一直持续到傍晚。鸦片卖出之后，换回一箱箱大洋，晚九时后，“全城满是叮叮咪咪倒大洋的声音。”
洪江奢靡的另一个极致是青楼Ji院。青楼，总是伴随着商业的兴旺而生存，洪江自然也存在这个古老的行业。青楼是为南来北往的商贾而开的，在洪江做生意的人很多，中转的船家也多，Ji院便成了那些游身在外的男人寻欢作乐的场所。这个只有3万多人的城市，曾有两条Ji院街涂家冲、木栗冲，民国时这里有Ji院50多家，这是在政府挂了号的，要交“花税”鼓女税，至于暗妇暗妓就不可计数了。最有趣的是，街里稍上档次的青楼，每层都有单独开辟的下楼出门的道口，洪江人称为“暗道”，由于来这种高档次青楼的男人大多是官员或富贾，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这些男人既要面子又要缥妓，为掩人耳目，只好从不同层次的“暗道”溜进溜出。
Ji院在洪江比比皆是，最多时达两条街道，形成了青楼市场。在纵横交错的商业街中，有几条街市是特别的，那就是所谓的花街柳巷。六十多家烟馆和近百家青楼，迎逢着南来北往的商贾骚客、贩夫走卒。在这个无处不消魂的融金窟，一掷千金者有之。这其中最有名的可能当属绍兴班，是清代高级Ji院“堂班”之一，专供豪商巨贾、达官贵人声色娱乐。为了更具隐蔽性，每层均单开出入道口与楼梯，称为“暗道”。转入一家青楼，妙龄女子正轻歌曼舞，抬头一副对联“一曲轻歌映红日，有情无心青楼人”虽不工整，倒也切合身份。众多的青楼和烟馆使古商城弥漫着奢靡之风，旧时无数商人在此挥金如土，腐化堕落，耗尽家产。
鸦片、青楼成就了洪江表面的奢靡和浮华，但对那些富豪家庭来说，却是造成家底衰落的悲剧所在。这其中，大富豪张积昌的故事最让人嘘嘘。晚清时期，张积昌经营油号，与高灿顺、肖恒源、庆元丰等的资本合起来占洪江商业资本的半壁江山。张积昌死后，他的孙子守着老本，天天沉浸于鸦片和青楼之中，家境很快衰败。无奈，张家的孙子就上街乞讨，最后饿毙于街头。
地方大同—湘西王的自治
1920年当政的湖南督军谭延阎对于主持湘西军政的田应诏很不放心，因为1919年田应诏拥护程潜拒绝谭延阎督湘。如今谭延阎当权了，他自然没好果子吃。谭延阎让他保留湘西镇守使的原职，可得把行署机关迁到长沙，同时选择了陈渠珍这个中层军官作为可以信赖的人。田应诏只好将镇守使的行署迁到长沙，湘西靖国军第一军军长的职务则交与陈代理。同时谭延阎很赏识陈渠珍的打仗和剿匪才干，又任命他为湘西剿匪总指挥。从这时起，陈渠珍开始成为湘西军权的掌握者，开始走上统治湘西的权力道路。
陈渠珍手握重兵之后主要做了三件事情发展自己的实力，体现出他的谋略才干以及勃勃雄心。这第一件是1920年开始湘西护国军和常澧靖国军之问的混战中，陈渠珍老谋深算坐收渔利。
这时因为湖南督军谭延阎不与孙中山合作，受到护国湘军中赵恒惕和程潜两派军人的同时反对，无法在湖南立足，只得跑到上海去了，护国湘军于是由赵恒惕把持。这时常澧靖国军由孙中山先生的亲信，也是陈渠珍湖南武备学堂读书时的同学林修梅直接指挥，也想在湖南扩张地盘。常澧靖国军里有不少有名的湘西战将，一直信仰追随孙中山的贺龙也是其中的一个团长。赵恒惕为了消灭这股威胁到自己利益的革命力量，纷纷给湘军诸将领加官进爵，陈渠珍就多了一顶新头衔—湖南省第十三区守备司令。可是陈渠珍精着昵，他把自己的部队布防在永顺一带便按兵不动，坐观虎斗，等待时机。等到两边打得差不多两败俱伤了，他就开始行动了。当然他不是为了替赵恒惕卖命，而是来收渔翁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