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六年，绥靖镇台(驻今花垣)谢伯勋派田义卿驻守龙山，下令种植婴粟，开征鸦片烟税。民国七年，龙山县驻军营官田义卿强迫民众种植婴粟以谋利。民国十二年(1923年)沪溪县西部山区始种鸦片。
民国时期，特别是军阀割据时期，湘西因其适宜鸦片种植的地理和气候而成为鸦片生产和销售的重要生产基地。随着地方军阀对于鸦片种植的政治保护，湘西的鸦片种植面积和产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鸦片种植已遍布湘西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在陈渠珍时期，下辖政府官员和军阀打着禁烟的幌子，鼓励甚至强迫农民种植鸦片，鸦片的种植实际上得到政府的保护，成为了‘合法”之举。
凤凰、辰州靠近川黔，是鸦片烟土输入湖南的重要通道，湘西统领陈渠珍在其辖区抽收烟税，作为军政费用的来源之一。民国二十一年，湖南军阀何键为了同湘西军阀陈渠珍争夺财源，在镇筸设立吗啡制造厂，用湘西和川、黔边境各县的鸦片烟土制造吗啡，每月采办鸦片一百余担为原料。双方共同负责，利益均分。次年七月吗啡厂迁往沅陵县城，民国二十三年初停办。依靠吗啡收入，购置枪支弹药，扩充兵力，霸占地盘，相互混战。
龙山县是湘西种植鸦片最多的县域，享有‘乌金国”之称，民国十三年，龙山全县种植婴粟的有3万多户，鸦片种植面积达3. 6万多亩，吸食鸦片者7万余人，占全县总人口的30%左右。大庸县种烟7千多亩，烟馆188处。乾城进政府允许设立的烟馆就有47家。龙山、永顺、桑植、大庸、古丈等县，婴粟产量1000担左右，价值近2万亿元(法币)。
1918年前后和1928年前后和，是龙山县种植鸦片的两个高丨潮丨时期。1918年，张学济驻县，营长田义卿认为抽鸦片烟税可以大开财源，遂与县绅饶晓凡等相勾结，给民众分配婴粟种植任务，强迫民众大种，对不种者抽其懒税，因此，使婴粟种植遍及全县各地。此后，湘西王陈渠珍在龙山的代理人刘紫粱、师新吾等，变本加厉，在县城和一些集镇山设土膏站，规定出售烟土的人先缴“印花税“，吸食鸦片的先缴”烟灯税”，有劳动力而不种鸦片的，抽他的”懒税”,这样一来，鸦片的种植、贩卖和吸食，都成为合法的、必不可少的行为了。
湘西各县种植鸦片面积约占耕地的10%以上;保靖县10个乡种植大烟的土地占总耕地总面积的13%，年产鸦片烟78928两(以16两0.5公斤计算，种烟户占总户数的38% "。民国时期湘西大部分地区都种有鸦片，占据了原本用来生产粮食的耕地。
鸦片泛滥，许多农民不种粮食，而以鸦片换购大米为生，故有“龙山人以鸦片买永顺人大米”之说。种植鸦片者都是贫苦的农民，湘西种植鸦片的产量比麦子和油菜还高，并且管理容易，一般2亩地就能收4斤熟鸦片，一斤鸦片可以卖几块大洋，鸦片价格高于油菜、小麦数倍之上，收入多;其次是种植鸦片，必须精耕细作，大施人粪枯饼，土质疏松肥沃，又因鸦片烟的枝叶果杆，均是最好的绿肥，凡种了鸦片烟的稻田，能够带来来年作物的丰收。
另一方面，鸦片的医药作用在当地被人们熟悉，民间把鸦片当成良药，“肚疼腹泻、伤风咳嗽等小毛病，抽上几口鸦片，竟有烟到病除的妙处，鸦片还成了一种良药。
鸦片是有毒物，长期吸食对人的身体及其不益，最终会剥夺人的生命，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湘西吸食鸦片烟而弄得家破人亡的很不少”。如里耶瞿国培一家本来非常富裕，但两夫妻“染上鸦片大瘾他们终日吞云吐雾，无所用心，不儿年，房屋田产由典当到出卖，弄得一干二净他的弟弟近在四川重庆大学念书，因得不到学费以及生活费用的接济而跳楼自杀身死。
吸食鸦片者，有烟瘾，一旦发作，身体难以忍受，会为了满足身体的暂时解脱而不惜倾家荡产民国时期的古丈，据河蓬、尚公、永宁、和平四乡统计，因吸烟卖田地的56户，离婚18对，体衰800名，死亡18人，因吸烟烧屋50余户，相杀死亡129人。《凤凰县志》也记载“因吸食大烟成瘾而放弃正业以至倾家荡产者为数不少”。
国民政府一方面禁止种鸦片并严禁吸食鸦片，如民国九年(1920年)，1月28日，省禁烟清查局委派专员到湘西办理禁烟(鸦片)事宜。民国十八年(1929年)，省政府县令禁烟并派员到龙山督查，龙山县府将违禁种植鸦片之乡民王朝龙、彭武智处决。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五月，大庸县政府查禁鸦片，收缴烟具，等级吸丨毒丨人数为二千六百零七人。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湘西各县禁吸鸦片，各乡设“勒戒所”。凡吸食鸦片者，强制进“勒戒所”限期戒除。
但另一方面，当面对财政困境特别是急需解决军费开支时，又将鸦片烟税作为财政来源。 当沿海地区各省份从近代化的工商业中获得好处时，贫困、落后的湘西将两眼紧紧盯住了利润丰厚的鸦片种植业。这是传统农业生产中收益最高的作物，它是以土地为唯一富源的内陆省份的无可奈何的选择。山于远离政治中心，边疆或各省边陲地区很容易为地方势力所控制形成半自治状态，中央政府难以干涉。而鸦片利厚，地方有权势者趋之若鹜。即使是一般民众，由于远离政治中心，种植鸦片也少有顾忌。即使政府偶而有禁种鸦片的布令，但对这些地区基本上也少起作用。烟土产地，大多是烟多、枪多、上匪多的“三多地区”。
匪祸助长了烟毒，在烟毒发展之中，匪祸更因而猖撅。匪祸不靖，烟毒便无法铲除。匪徒的资源从粮晌到武器，大多都靠鸦片而来，而对湘西普通人来说，鸦片还在日常生活中起着治病、镇痛和缓和艰苦生活而产生的普遍的紧张情绪的作用，就这样种烟在湘西“并非犯法的事，反之，不种烟反而成了犯法的事。至于运烟吸烟那更是些小的问题了。
烟毒的泛滥刺激了匪患的猖撅，价高利厚的烟毒是土匪重要的生计来源，产烟地区以及贩运烟土的主要路线，大多是土匪聚集之地。不仅内地烟贩、种烟农户常遭土匪抢劫，即使官烟也屡受土匪抢劫，政府力量有限，对土匪贩烟制毒无可奈何，只得听之任之。匪势到达之地，烟毒即随之而来，烟商为自保计，率多暗中通匪。有些土匪还强迫农民为其种烟，俨然像政府一样抽收烟税，或者恃武力庇护农民种烟，收取保护费。
由于以枪换烟很盛行，在湘西，烟多便等于枪多。大量枪支流散民间，间接壮大了土匪的来源。为争夺鸦片、抢征烟税，地方军、政、匪各派势力之间经常引起械斗和战争。每逢鸦片收割季节，政府、军警、各派地霸、豪绅、为了抢收烟税、争夺鸦片，互相争吵，大打出手，引起械斗和战争。如1942年夏初，永顺专署保安团进驻龙山，为抢收烟税，与当地匪首瞿伯阶发生矛盾，在老兴场一带发生战争，保安团败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