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学者兼革命家章柄麟1899年就推断 “自黄帝入中国，与土著君长蚩尤战于阪泉，夷其宗，三苗以亡”。其后，陈天华把黄种人区分为汉、苗、东胡和蒙古四种。并对“汉种”诊释云:“始祖黄帝于四千三百余年前，自中国的西北来，战胜了蚩尤，把从前在中国的老族苗族赶走…此外，梁启超《太古及三代载记》（1905）一文中也指出:“三苗与九黎同族。其酋之最著者，曰蚩尤，在古代与华夏民族劲敌，故古籍多言其事”。

在他们中展开的激烈辩论中，都涉及到了“苗族”，涉及到“苗族”或作为苗族首领的蚩尤，将其视为最早与汉族发生对抗冲突的民族和部落首领。随着这些思想言说的广泛传播，“苗族”作为中国古老民族给人们很深的印象。

在清末民初主流社会知识精英的共谋下，因汉民族“种族血统”建构之需要，传说中数千年前在黄帝、炎帝与蚩尤之间发生的那场战争，终被描绘成一场不同“民族”之问的生死搏击。蚩尤也是在这时期被和苗族联系在了一起。

但是在这以后，倒是苗族社会和苗族学者在积极宣讲和完善这个传说了。大多苗族学者都主张将苗族历史追溯到古之三苗、九黎，并认为三苗为九黎之后。后三苗被打败，相当一部分相继迁入华夏土朝难以控制的深山之中，还有一部分逐渐变易风俗，接受了华夏文化，融合到华夏族中。因而，九黎、三苗、南蛮、荆蛮之间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他们是苗族不同时期的先民。

为何各地苗族社会的精英们，不约而同地要倾注如此巨大的热情，这和苗族这个民族的特点有很大的关系。

现在的苗族是未经“识别”就成为国家公认的9个少数民族之一。但是苗族内部存在巨大差异:苗族内部文化内涵丰富，样式多姿多彩，但苗族没有共同的宗教，语言上苗族内部分为东部（湘西红苗）、中部（黔东南九股黑苗）和西部（川黔滇）方言区，这三大方言区基本上不能交流，相互只能借助汉语沟通。不同支系的服饰种类达到近300种 ，相互不同；更要命的是苗族“苗反”无数，但是历史上各支苗族对朝廷的反叛，基本上都是单打独斗，很少相互支援。

具体地说,以贵州黔东南、云南文山、湖南湘西等地为代表的三个方言的苗族作为一个共同体，确实与其他民族所不同的，即它是一个大蛋糕被瓜分后剩下的部分，由于了解不深，原来华夏族把南方的“非我族类”都统称为苗，后来随着不断的深入了解，人们把一些原来归为“苗”的族群分离出去，比如侗家苗剥离出去成为侗族，水家苗剥离出去成为水族，罗罗苗剥离出去成为彝族，等等，这些族群分离出去后，剩下的便是目前的苗族。

这就很容易理解了。“蚩尤说”从理论上解释了苗族在5000多年前蚩尤的“九黎”时代和4000多年前“三苗”时代就已经形成，后来只是在和汉族的战争中不断失败，被迫逃亡和迁徙，才形成了今天这一分散和差异的格局。

从这一意义上看，树立蚩尤形象，不仅使处于“一盘散沙”状态中的苗族通过“蚩尤崇拜”的凝聚了民族认同，而且对外通过要求为“蚩尤平反”，也大大提升了苗族在国家的地位，激发了苗族的民族自豪感以及他们对国家的认同。

戏剧的一幕—镇筸城，清王朝在湖南的最后堡垒

有一件事能证明乾嘉苗民起义后清王朝在湘黔边苗疆经营是成功的，那就是凤凰镇筸城在清王朝谢幕时成为请朝廷在湖南最后的堡垒。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胜利。长沙革命党人大受鼓舞，在全国最先响应。10月22日长沙起义新军从长沙小吴门进城，一举攻占巡抚衙门。长沙起义成功后，当即成立了以焦达峰、陈作新为正副都督的“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南都督府”。

然而，时过10天，长沙城内响起兵变枪声，焦、陈在混乱中被乱军所杀。原立宪派首领、参议院院长谭延阊登上了都督宝座。谭延闿政权虽然具有较多妥协性，但仍坚持了反对清朝、拥护共和的大方向。事变后，继续派出湘军，组织湖南民军援鄂。

1911年10月22日长沙光复后，湖南其他地方几乎都城头变幻大王旗，而惟独湘西的天空仍然飘扬着满清的龙旗。

凤凰厅城镇筸城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起逐渐进驻沅州镇总兵、辰沅永靖兵备道。这时辰沅永靖兵备道辖四府和四直隶厅，包括湘西的二十个县。边声紧急时，驻凤凰的边务大臣还被授权节制过川黔边的铜仁、松桃、秀山诸县。另驻凤凰的镇筸镇总兵从1700年到1911年从未撤防，除管驻凤凰的中、左、右、前四营兵马外，还节制着沅州协、靖州协、晃州协、绥宁协、长安营(今城步)、永绥协等。这里的镇道大员的权势所及，广至千里，加之天高皇帝远，他们独立处置“边务”的权力也就更多更大。正因为如此，清朝末年凤凰也成为革命与守旧势力对抗最激烈的战场，凤凰镇筸城成了清王朝在湖南的最后一个堡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