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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着鸟居龙藏的思路,民国时期一些学者开展了进一步的研究。清末民初旅滇20余年的童振藻在其专著《黔中苗乘》中指出:“花、红、白、青、黑各苗,则以衣色分之,而九股苗、黑生苗均系黑苗;洞苗穴居,黑山苗山居,高坡苗居高坡,系因所居之地名之;九名九姓之俗与黑苗同,紫姜苗与九名九姓同类,其实皆黑苗也。.苗衣青,即系青苗;又有裤档苗一种,于曙峦《贵州苗族杂谭》谓系青苗别派;洪州苗系峒人之居洪州者…又有话背苗、穿青、喇叭子三种,亦载于《贵州苗族杂谭》,花背苗…与花苗相似,疑即花苗之一支。”

民国时期的另一位研究南方少数民族的学者陈国钧先生认为:“苗夷皆是中国最古居住之民族,惟在中国古书上,多总称为“苗蛮”。苗夷“种类名称亦颇繁杂,其名称大概都由汉人明定,苗夷族亦均自认,此因苗夷族住在崇山深谷,族间不相往来,遂以地域分野,语言、习俗间不相同,乃依照他们服装的颜色同其他诸特性,分定其种类名称。

陈国钧先生虽然列举出了比《黔南苗蛮图说》中出现的“苗蛮”种类还多的“苗”人名称,如域边苗、加车苗、滚塘苗、古薰苗、枕头苗、凸洞苗等,但是他的最后结论是“苗族可别为黑苗、花苗、青苗、白苗、红苗等而己”,也就是说,陈国钧认为,苗族不过只有黑苗、花苗、青苗、白苗、红苗五种而已。其他各种不同的“苗”都是因服饰、居住地、职业不同而另起名称的,其实质皆在五种“苗”之内。

可以看出清代和民国时期,已经有人认为红苗、青苗、白苗、黑苗、花苗是为苗族,其他被称为“苗”的群体,应该属于以上五种“苗”的支系。但是,也有些被称 为“苗”的群体,并不一定都属于苗族。

清末湘黔边苗疆的现代化

清王朝在一步步走向衰落,走向王化的苗疆也一点点地发生着变化。

鸦片战争后,苗疆很快也就成了欧美的布匹、煤油、染料等商品的倾销市场。另一方面,这里盛产的桐油及其他土特产品又成了欧美市场需求的大宗商品。咸丰末年,西方商品包括鸦片开始销往苗疆土家族地区,后又输入到苗族地区。1892年,美孚石油进入苗疆,1904年,长沙辟为商埠,英、美等国商品大势进入湖南,并经沅水、澧水航运深入湖南西部地区,随着洋货倾销、原料掠夺和鸦片种植的泛滥。输入的洋布、洋油多为美国货,染料多为德国货,呢绒多为英国、俄国货。他们又通过各种渠道掠夺桐油、木材、茶叶等土特产和朱砂、锑、铅等矿产。美国在岳州、长沙口岸设立“恒信洋行”,除经营锑矿和焦煤外,主营湘西桐油。

光绪年间,岳州、长沙相继开埠后,英、美、德、日等国的棉布、棉纱、呢绒、煤油、肥皂、火柴、香烟、蓝靛、洋蜡和五金等商品,由长沙、湘西入沅水、酉水,直达永顺。永顺的灵溪、王村,保靖的迁陵、陵头,龙山的里耶、洗车河等集镇,逐渐成为洋货热销市场。

洋货的倾销冲击了这里的种植业。自洋纱、洋布倾销后,土布渐失销路,棉花生产下降,一些家庭手工业和手工职布工场相继被迫停产、倒闭,如永顺由土布输出县一下变成洋纱、洋布的输入县。于此,以见永顺布自古至今未尝缺乏,期至于今仅由他处输入,而德、日的蓝靛的输入也使土靛受到冲击,“种者颇减”。再如黄蜡和白蜡,一直是土家地区的特产,是当地农村重要的特色商品,白洋蜡倾销后,土蜡很快失去市场。外国商人廉价收购桐油,远销欧美各国,牟取暴利。

这也使得湘黔苗疆成为列强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苗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

从19世纪后半叶到民国初,湘黔苗疆以桐油、木材、鸦片等为主要品种的土特产的生产和贸易发展较快。以桐油为例,光绪末年,仅永绥厅,“岁出桐油数百万斤”,所产的桐油竟占全国总出口数的15%。由此,一批集镇、码头和油坊、油船经营商户也活跃起来。国际市场对桐油需求量剧增,促使湘西油桐种植和生产快速发展。永顺、龙山一带遍植油桐树,以产桐油为大宗。光绪二年(1876)永顺县桐油产量已达二万担以上。永绥厅桐树漫山遍野。

湘黔苗疆小的集镇或乡村一般设有小型榨油厂,桐油转运至酉水沿岸的大集镇,经水路运至县城集散地出售。洪江、浦市、沪溪、所里、沅陵、王村、永顺、保靖、永绥、桑植、永定等地逐渐成为重要的桐油集散市场。一部分桐油经由湘、资、沅、醴四大水系转运至汉口销售,厂商提炼加工后再转销欧美市场。

光绪十八年(1892年),泸溪县油商王恒聚(江西新淦人)在县城外向家村创办洪油作坊,坊前河码头树立石柱一对,分别镌刻“光绪拾捌年吉旦”、“江右淦邑王姓立”,是为泸溪县炼制洪油之始。该油作坊常年雇工二百余人、职员二十人。

外商在掠夺原料的过程中,通过低廉的收购价格而获取巨额的利润。如1892年至1911年的20年间,这里一石桐油仅值制钱60至80文,相当于同时期的进口煤油价格,但桐油的价值却远远超过煤油。又如英法立新公司、华兴公司诸商在松桃收买生锑,“每吨收本银三十两左右,运至汉口可售银六七十两”。这里茶叶向为洋人垂青,在收钩茶叶时,洋商也往往借故压低收购价,如1892年英商因压价收购,湘茶“亏本一百余万两,洋人大获其利”。1893年又以垄断茶价的办法,致“湖商又亏本一百余万两,倾家荡产者有之,投河自尽者有之”。茶商受损,遂将损失转嫁茶农,苗族地区的茶农深受其害。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以后,随着桐油的大量出口,永顺、龙山、保靖、古丈、大庸、桑植等县农村,建立榨油坊加工桐油,各地年加工的桐油达四五百万斤之多。桐油国际市场价格不断上涨,光绪十八年到宣统三年(1892-1911),这里的桐油1斤仅值60-80文,到民国初年,由于国际市场需求量增大,每斤价格上涨到600文。

桐油销售,人力从产地山寨挑运至各集散地码头装船,其运输全靠人背油桶或挑运油篓子。这种土家语称作“蛇实篓子”的背油篓呈圆柱形,用山竹编制,内衬三四层皮纸,外糊牛粪。结实耐用,是土家、苗家人盛油、运油最常用的工具之一。

桐油篓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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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记忆之一——苗疆第2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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