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力量，富有如此的吸引力？当然，不可否认，这里面有天王神话的魅力，有天王神判的启示，有人口迁徙的传播。但有两个根本因素是最不能忽视最不能或缺的：一是白帝天王的神秘性和所谓的神力给苦难深重的大众带来了安生立命的希望；二是清朝廷的推波助澜支撑了白帝天王的声名鹊起。

对湘黔边苗疆来说，明清以来战争总是以起义暴动和讨伐征剿的方式反反复复地进行，杀戮也总是以逼迫和压迫、有意和无意的情形肆无忌惮地延续。

咸丰三十一年，太平军统兵10万人，由泸溪进攻乾州，乾州官民恭请鸦溪天王神纛助守。太平军欲从东南方张排寨攻城，忽然蛮烟四起，黑云滚滚，杀气腾腾，不敢冒进。既而改道吉首，打算从东北方砂子坳进军，又见天色骤变，阴云密布，寒气逼人。太平军见势不妙，只得放弃乾州，沿寨阳方向直奔川黔，乾州幸免一劫。

类似这样的天王灵验叙述在地方志中实在是不一而足，竟多达数十起。也许这些事例难免有巧合的成分，难免有夸张的因素，甚或是借题发挥故弄玄虚的把戏。但不管怎样，结果是顺应人心令人欣慰的。人们毕竟亲眼所见，有一种奇迹是在白帝天王的五彩大纛飘扬下发生了逆转；有一种祈愿竟然会在对白帝天王的祷告中如愿以偿；有一种神秘力量总在人们走投无路身陷绝境之时如期而至力挽狂澜，给予了越来越多的生民活下去的寄托和理由。

所以，白帝天王庇佑生命对官员、士兵、士绅、苗民、土人、汉人都是平等的。茫然无知、无可奈何的百姓把突兀而现的生命威胁都可理解为天注定，生存残喘之际，都愿意聚集在白帝天王神像下。

于是，我们不难理解在苗疆的一种奇怪现象：清军士兵出征前，都要设立祭台，跪拜白帝天王，祈求保佑；苗民起事前总要在天王庙里密谋周全，冲杀中始终高举白帝天王大旗。这种水火不容双方不约而同的做法显示了白帝天王在苗疆的赫赫威名。

白帝天王又因在社会震荡中不断上演灵验故事而屡获加封，直至晋封为“宣威助顺灵应保安”的靖远王、镇远王、绥远王。多年的神道设教的演绎已使白帝天王位列王侯，身份和影响也今非昔比，变得更加神威赫濯，更加震熠苗疆。

借助白帝天王神道设教的方式甚至在民国时期依旧得到了延续，在一些没有天王庙的地方，还出现了抬着天王四处巡游的习俗。

天王出巡 勇士衡 1933年6月摄于凤凰新寨　

白帝天王信仰在历史上某一段时期对湘黔边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特别是对苗疆治理更具深远意义。明清王朝为开化苗疆统御苗疆修筑了数百里边墙，无疑是一个庞大的军事工程，但震铄古今的要数白帝天王信仰工程是打破藩篱，促进沟通的工程。穿越时空的白帝天王信仰工程注定要触及灵魂，意在长远；而苗疆边墙军事工程注定经受不住风雨如磐的洗涤，必然坍塌。

二十九：江河日下—清王朝走向衰落的湘西视角

广义“苗”和“纯苗”—鸟居龙藏对苗族定义的提出

清乾隆陈浩的《百苗图》以及其后的各种抄本虽然对西南“苗”族群进行了仔细的观察，辨别了她们的各自特点，“苗”这个族群的概念仍然模糊，所谓何为“苗族”仍然不清晰。首先注意到这个问题并试图解决的是一个日本人，他就是鸟居龙藏。

鸟居龙藏（1870—1953年），日本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自幼在家自学，1892年在东京受教于坪井正五郎﹐次年任东京帝国大学理科大学人类学教研室标本管理员。他是最早对中国少数民族进行调查研究的日本学者。

1902年7月20日，32岁的鸟居龙藏，告别了婚后半年的妻子，踏上了湘黔滇驿道—也就是前文说的那条西南驿道、一线道，开始了西南苗族文化考察。他实地调查了40天，留下了大量的文字和影像资料，涉及了古驿道沿线的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民俗学和地理学等方面的内容。

由于鸟居龙藏随身携带玻璃感光大型照相机，沿途拍摄了400多张照片。后人在1990年进行整理时，尚保存200余张老照片，真实记录了当时湘黔边地区苗族、布依族等民族的实况。他在调查中收集了诸民族的服饰、乐器、生活用具等，至今，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还有鸟居龙藏在中国西南之行收集的民族文物25件。

鸟居龙藏(1870年—1953年），日本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他是最早对中国少数民族进行调查研究的日本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