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散居城乡的正一派道士（有家室，只有在行法事时才着道装，行斋戒）活动极为频繁。这些民间道士，自称集佛道于一身。他们称佛教为“西宫”，道教为“东宫”。主东按照法事的不同需要，选择不同的教门。佛教的法事是超度亡人，称为“做道场”。道教的法事是祈平安，禳灾疫，即“打醮”。对于这种“打醮”，历代地方志、史籍不乏记载：“秋成岁稔，民取醵钱建醮”（道光元年《辰溪县志》）；“同治七年九月，芷江瘟疫流行，西乡最盛，十室九空，至有歇绝烟火者。城内黄榜城一隅，半月内病死七十余人。于是城乡士民建醮，疫乃渐息。”（同治十年《芷江县志》）由此可见一斑。

辰沅河谷的道士设坛打醮，一般为七、八人，多时至十余人，其中包括作法者和作乐者（乐器为打击乐和唢呐）。一堂醮事通常由一个坛门的师徒弟子组织承担。各种名目的醮事，有某家为主东者；有村坊、街巷联合操办者。罗天大醮规模宏大，耗费巨额，非单家独寨所能承担，须由数十村坊乃至由城及乡共同募资筹建。“打醮”时，在主东家中或与之相关的庙宇里设醮坛。醮坛称为“龙虎玄坛”，布置颇讲究，须悬挂名目繁多的神像，称为“宫丹”。醮坛设香案、悬吊挂、垂珠帘、铺拜毡。富丽堂皇、庄严肃穆。正一派道教是没有道观的。若建罗天大醮，必须要选择规模宏大的庙宇、祠堂、会馆安设醮坛，同时要延请称为浇作师的民间纸扎艺人，纸扎神像。在设置罗天大醮醮坛的地方，所有街道的上空，都必须黄绫遮天，清水洗街。沿街各家各户，都要熏点檀香，悬挂纸扎彩灯。“打醮”期间，每天五更早朝鸣锣喊街，阖市禁屠斋戒，夫妇不能同宿。即或是产妇，也只能吃鸡蛋，而不可宰杀生灵。罗天大醮是旧时辰沅河谷人们最盛大的宗教节日。

我们要注意到这时沅水中上游巫傩之风的中兴，与历代已经有所不同。主要是由于娱人娱己的歌舞戏剧等娱乐形式的兴起，促进了道教佛教、巫傩文化最主要的展示手段的丰富。傩堂戏包含傩祭、傩戏、傩舞、傩技。傩祭是傩艺师通过载歌载舞形式向傩公、傩母以及傩堂中的一切神灵进行祭祀，为主家酬谢神灵、酬还良愿，并驱除邪恶、为愿主祈福。傩戏是愿主许下的专用以酬谢傩神并有还愿作用的神戏。傩舞由“端公”身穿法衣，在傩坛里手舞足蹈，按部就班地完成仪事活动。

傩堂戏最早的文献记载，见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沅陵县志》中所载向兆麟诗作《神巫行》:“汝有病，何须药，神君能令百病却。汝祈福，有嘉告，神君福汝万事足。走迎神，巫吹角，呜呜巫师来降神。牲酸具陈，牵羊执泵神具至。只杀泵烹羊，神保是康。坎坎击鼓，备极媚妩。神凭巫语，汝翁病行愈，赐汝以纯瑕。拜送神巫刚出门，阿郎哭爷已声吞。走过东邻还歌舞，今年高糜富禾黍，明年多财复善贾。事事称惫惟凭汝，愿唱一部《孟姜女》。”“向兆麟，号石村，京山人，康熙二十五年(1686)由举人为(沅陵)县教谕…后永顺府教授。”

傩堂戏面具。戴面具演出被看作傩戏典型的艺术特征之一。傩戏是傩仪的核心部分，面具是傩戏的核心。在沅水流域的傩戏里，一枚面具代表一位或几位神(有时一枚面具会兼具几个角色)，面具在从人(演员)转化为神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于傩堂戏辰州的州、县地方志多有此类记载。

道光元年(1821)《辰溪县志)载:“祈镶:如求财求嗣求雨，镶灾镶病，必延巫致祝，或请道士建蘸燃烛。又有还摊愿者，遇有祈镶，先于家完焚香叩许，择吉酬还。至期备牲牢，延巫至家，具疏代祝。鸣金鼓，作法事，扮演《桃源洞神》、《梁山土地》及《孟姜女》等剧。主人衣冠随巫拜跪，或一日、三日、五日不等。其名有三请愿、朝天愿、飞云甘愿、白花愿之属”。

辰河高腔也是在这时流行于沅水中上游地区了。

《辰溪县志》载:“秋成岁稔，民取醵钱建醮或演傀儡，或集优人作剧以酬神。”这里的“傀儡”与“优人作剧”指的是辰河高腔目连戏矮台班与高台班两种形式，不论佛教盂兰盆会，还是道教的罗天大醮，都必须结合目连戏的演者进行。

辰河高腔也是在这时流行于沅水中上游地区了。

明末，江西巡抚衙门的书办、江西弋阳曾氏兄弟二人弃官避乱，客居于湘西泸溪县浦市近郊的浦溪村，常哼唱弋阳腔曲子解闷，引起了当地人的兴趣，于是纷纷学唱，弋阳腔很快流传开来。后来，曾氏兄弟移居浦市的江西会馆教授徒弟，常与在浦市做生意的江西老表聚众坐唱。当时，泸溪、辰溪、沅陵、溆浦等地许多人拜师于曾氏兄弟门下，学成后回乡演出、传教，并在传承、传播的过程中融入了佛、道、摊等民俗元素。辰河高腔因此逐渐丰富与完善，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特色。因其流行于沅水中、上游(俗称“辰河”)一带，故当地人称之为“辰河班子”，又叫“辰州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