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府、直隶州每千人的中试率的统筹结果不禁令人惊叹。苗疆四厅县的每千人中式率居然跃居通省前列，其中永绥与凤凰两厅更是超越了湖南传统的文化胜地长沙，而排列榜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深处苗疆的六里永绥厅，“地属红苗，素号顽梗”，向与内地间隔，声教不通，有“蛮烟瘴雨之乡”、“等诸荒服”之谓。自雍正八年(1730年)开辟厅治，设置流官以来，方才感知教化。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几无儒家文化底蕴彝陋之地，其士子文人在科考竞技中却表现得甚是不凡。1. 181288这样的千人中试率，不仅超乎通省比例的10倍以上，即便比及文化底蕴深厚、科举制业长盛不衰的省城长沙而言，亦不免令其黯然失色。

光绪十五年(1889年)己丑科，永绥厅生员石廷硅的中举之文《胸中正则眸子缭焉，胸中不正则眸眺焉》，虽限于八股形制，迂腐拗口、内容枯燥，然而文章脉络清晰、论点明确，观其行文遣句，颇感文言修养之深。相比而言，另两篇苗疆举人的科场政论，则更为精彩。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科，保靖生员石昌松的《理财论》与同科永绥生员龙纳言的《统计论》，均敢于突破八股限制，引经据典、针贬时弊，痛陈当前国病，并大胆倡议旁采泰西，据古改制，以图国之再兴。文章如行云流水，犹如一气呵成，其遣词造句之处，无不彰显作者深厚之文字功底。这两篇策论，不仅展现了苗疆士子的文笔墨功，同时也凸显出苗疆士人虽碍于道途阻塞，信息不畅，然亦能把握时代脉搏，放眼世界领域，学习和接受外来先进思想，这也成为清末苗疆诸多士人走出国门，学习图强的前奏。

苗疆科举这种盛况可能是受到了嘉庆十二年(1807年)以来边额照顾政策的直接推动，但书院在苗疆教育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叶不可低估。

而那些受教于书院，且最后得于历次秋闱中式者，一跃而成为苗疆乃至国朝的精英，他们大多外放官职、济世安民，为苗疆赢得了荣耀与声誉。如乾州厅之向文仲，性聪颖，然家中贫苦无以读书，立诚院长杨培之，喜其才堪造就，令其入书院就学，并给以饮食膏火，后其于道光五年(1825年)乙酉科拔贡，考取武英殿校录。与其同科取中之永绥厅绥吉书院苗生石宏仁，历官桂阳、巴陵县学教谕，长沙府教授。更有甚者，如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丙午科永绥厅举人张世准，后官至刑部员外郎;咸丰七年(1857年)丁巳科之凤凰厅举人麻心佐，累官至湖北布政使等等。这些官员致仕后大都归居乡里，继续为苗疆的文化建设、教育发展等事业贡献力量。还有更多的书院生童则是世居苗疆，耕读传家，并成为后来改变苗疆社会发展路途的中坚力量。

一些从书院走出去，致宦于外的举人，最后又被请回来聘为书院的山长。如凤凰厅之杨兆琼，道光初年，入敬修书院，深得彼时山长孙均锉之教诲。道光五年(1825年)乙酉科，拔贡考充武英殿校录。后历官石门、城步两县教谕、湖北黄州岐亭同知。同治年间，告假还乡，道台杨翰延聘其执掌敬修书院。一时诗古语文辞，蔚然兴起。诸如此类者，亦是举不胜举。

且还一些在书院接受了儒家教化的生员或举子，因科场受阻或不满时局，而隐归乡里，开学授徒，教育苗疆子弟。如乾州厅生员聂继志，孜孜于学，垂老不怠，但始终未能中式。后念及城乡穷苦子弟多不能读书，遂开塾授徒，不计束惰，列门墙者多至五六十人。每口黎明入塾，至三更始毕功课。历四十年如一口，成就多人。卒年七十六岁，孰拂送葬者，以千百计。受恩之家，咸望灵车而，遥洒泪焉‘。再有者即为凤凰厅之苗举人龙骥，虽两次入京会试，然终未能及第，且后一次还因参与公车上书，而遭革黝功名。遂而灰心仕途，归居乡里，创办栖山书院，坐院教读，培养苗疆民苗子弟。他分馆授徒，因材施教，所教内容灵活多样，非局限于科举时文，后受维新学制的影响，还增设体操、算学等科目。城乡苗汉子弟，皆慕其声名而来，极盛之时，有近两百余人从其学。后该书院培育出的生员就达20余人。

由此这一地域文人大量涌现，土家族有彭勇行、彭勇功、彭施铎、田星六、向乃棋、萧离等，苗族有杨岳斌、石鼎、吴因周、吴鹤、石板塘、龙骥、石启贵，最后在民国时期出现文学大师沈从文就不令人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