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道县在湘西偏南，建自唐代，原分编五里，一汉四苗，向设苗学三名，汉学八名。来自江西、浙江等省的汉人，明代时都已开始定居靖州，初因本地民人“不知书气梁、吴等十八姓的应考和录取并没引起注意，但到康熙年间，通道本地民人通过义学教育，“渐粗知文义，争思应考博取青襟，奈童生颇多而文理较劣，每试学额八名，梁、吴等姓分占六七，心怀不甘”。通道土著虽心怀不甘，但“其应试诗文本难与十八姓争胜”。所以，从乾隆后期，“通道本处士民总因梁、吴等姓占额太多，群相侧目，故每遇县考，恃众阻截，不令十八姓进城”。后统治者为了防止土著聚众滋事，便不再一体应试，先考完本地童生后，再补考十八姓生员。最后统一录取。但由于“梁、吴等姓总因文理优长，取进人多”，因此，土著居民还是不满，攻击十八姓冒籍的案件不断发生。案情反映到刑部后，刑部委托湖南巡抚高祀审理，高祀了解到并非真正违禁冒籍的详情后，为了使土客相安，拟定从嘉庆九年(1804)开始，土著与十八姓之间分额取进，“凡岁科两试，通道本处文童约有一百余名，每次酌分进六名，十八姓文童约计四五十名，每次酌分进两名”。统治者在查明十八姓并非冒籍的情况下，依然施行土著与十八姓分额录取，考虑苗疆士子和苗生有一定人员进入人才收纳系统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这一意图与其经营贵州苗疆的措施是相匹配的。
转变—从想当道士到想当进士
在儒学进入苗疆之前，苗疆政治上和文化上与中原是分裂的，苗疆文化主要是巫傩文化。
苗疆生苗区由于小规模的村寨呈孤岛状分布，其政治斗争、联合的区域常限制在村寨之间。这种分裂导致小范围、地方性的剧烈频繁的械斗，各峒、各寨有固定疆界，若有侵犯，往往会引起峒与峒之间、寨与寨之间的纠纷或械斗；朝廷在力所不能及的时候，往往采取两种策略：或坐视不管，或多封众建，使这种政治分裂（“无君长不相统属”）更固定化，从而更难形成对朝廷权力的挑战。元明清时期各朝廷承认的土司共有2569家之多，腊尔山苗疆也有几个土司，若加上土目、土舍等，数目更多。朝廷在直接控制力量尚不足的时候，就通过确保地方的分裂来加以统治。
苗疆苗寨最大的官是寨长，苗寨之间的合款是暂时的契约，并无机构；土司则是世袭；无论是苗民还是土人，阶层是固化的，政治上文化上是没有上升的空间的。即使在改土归流和苗疆开辟之后也是如此。朝廷在苗区设的苗弁只是半职业的基层管理者，并没有成为流官的可能。土司废除后土人同样没有上升的渠道，官府都是满汉流官。
文化上沅水中上游一带信奉的是巫傩文化。苗族人虔信巫术，以鬼神信仰为基本内容，社会中最受人重视的是苗老司，椎牛祭鬼，是文化中的核心活动，主要有过阴、占卜、祭鬼、放蛊等。土人傩本意是是驱鬼逐疫，而以傩仪(傩礼)为核心，有傩舞、傩戏、傩艺、傩俗等多种表现形式。由此土人信仰土王、信奉梯玛和崇拜自然，土人山寨普遍建立的土王庙，供奉八部大王、向王天子等，对土地神、五谷神、灶神、白虎神等，更是顶礼膜拜。
巫傩文化产生的知识分子在苗族都是和做巫事的：巴岱熊、巴岱扎、仙娘、道士、蛊婆；而梯玛(土老司)则是土民的活神仙，当然还有仙娘、道士和傩戏傩技班子的那些成员。
显然，苗疆在政治上是与朝廷“官府”是割裂的，苗疆巫师所做的法事与汉文化也无关联。如果说改土归流和苗疆开辟前，苗民土民生活在自己的世界，没有看到国家政治和文化运行状态的话，统治阶级的强力改变苗疆（改土归流和苗疆开辟），让他们看到了“做官”的重要性，所以乾嘉苗民起义的头人们喊出了“要做官”的心声。
但如果苗疆文化是还只是做做巫事傩事，杠仙打绕棺，无论是苗疆的政治高层还是文化精英，都没有融入中原“做官”的可能。
科举制当时社会的等级构成一个不大不小的修正。毕竟，寒门之子还是有可能通过科举应试获得功名，以至进入为官之途。科举制与两个东西有关，一是官吏选拔，二是教育。科举制度最核心的东西就是知识与权力的结盟。读书不是为了寻求真理，而是为了做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科举取士一方面确立了儒生进入官场的“优先权”，另一方面又使得这种机会成为单一的、唯一的。读书作了官更好，作不成官时只要取得功名（比如，通过“乡试”而获得“举人”资格），也可以成为地方上受人尊敬的、有影响的人物，成为地方精英。这样，“官”、“士”、“绅”三者就被紧紧连在了一起。
书院、义学的兴起，朝廷对苗疆科举“边额”的照顾，都对儒学在苗疆的传播产生了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清王朝在苗疆坚持不懈地推行义务教育，并采取优惠的苗族考试政策，培养的苗族知识分子越来越多。这些知识分子在苗族中产生了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将当时的国家主流文化引入了苗疆，促进了苗族更好地理解国家。苗疆的苗土民正是看到了知识对个人的上升通道的作用。苗疆教育在传播儒家文化的过程中，不仅教化了苗疆民苗，更培育出了大批的苗疆人才。
嘉庆十三年(1808年)戊辰恩科，凤凰厅之敬修书院生员曾世泽“为边号，开荒首举”，同科中式者还有凤凰厅苗生吴正铭。自此以后，每科如额取中，于是，腊尔山苗疆秀才举人辈出，每科应试者，几近二百名。据光绪本《湖南通志选举志》记载，自嘉庆十三年(1808年)戊辰恩科，以至于光绪八年(1883年)壬午科，湖南乡试共历33科，其中咸丰七年(1857年)丁巳科补行壬子乙卯两科，同治元年(1861年)并补行咸丰九年乙未恩科，同治三年(1864年)补行咸丰十一年(1861年)辛酉科，因此此间应共开秋闱37次，得中举者共2100人，此中凤凰厅23人，永绥厅30人，乾州厅7人，保靖县16人，苗疆四厅县共计76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