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是新兴资本对地方文化的反馈，嘉正和道光年间，辰沅河谷一带由于沅水的木排经济和洪江为代表的桐油经济的发展，集聚了大量财富。这类资本有对地方文化反馈的愿望。有代表性的书院是道光七年（1827）创建的朗溪书院，位于洪江市托口镇，托口当时亦为一大商埠，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一些有远见卓识的乡绅们，深知地方的繁荣昌盛和长治久安，必须以人们良好的文化素质为基础。他们顺应潮流，励治革新，掀起了一股大办教育的热潮，各村各族利用祠堂、庙宇、馆所大办私学。富绅赵大坤、金宗仁在县令杨启德的支持下，广集资金兴办了这所与当地官办书院龙标书院、宝山书院齐名的书院。

崇实书院位于溆浦县龙潭镇岩板村东。原名延陵家塾，系龙潭吴氏族学。始建于清道光十四年（1834）。咸丰五年（1855）改现名。光绪三十二年（1906）更名吴氏私立国民学校。

这类书院在建省中展现了极强的实力。以溆浦县崇实书院为例，其创建于清道光十四年(1834)，曾名“延陵家塾”。系吴姓族学，书院西门仍保留有“吴氏蒙养”四字，清咸丰五年(1855)更名为“崇实书院”。书院占地面积2450平方米，建筑面积1600平方米，为三进厅庭院式砖木结构建筑。书院按我国书院传统形制修造，前为半月形柳塘、两侧各开正门，东侧额书“崇实书院”，西侧额书“吴氏蒙养”。堂中宣统元年（1909）谌百瑞手书“大学之基”的匾额。堂前小院影壁墙上嵌有多幅石刻，院中古桂合抱，翠盖蔽空。两门由矮墙相连，墙内为花园，园中古桂成荫。青砖墙上的花纹图案清晰可见，嵌在其间的功德碑刻，历历在目。中西合璧式的柱、窗，仍完好无损，每个窗子上面都绘有极为雅致的水墨，雕花小窗俊秀典雅。主体屋架为上下两层，都有回廊相连。屋面为小青瓦，悬山顶，其主体建筑及四周外墙彩绘有山水、花草及鸟禽等壁画泥塑。书院前有一半月形池塘，院门为牌坊式砖木结构，飞檐翘角，雕龙镂凤，古朴典雅，是研究我国书院建筑格局的重要实物。

从启蒙做起—苗疆义学的开设

腊尔山苗疆历代朝廷难以深入，虽然改土归流和苗疆开辟后已经在苗疆腹地开展了儒学教育，但真正大规模提倡和我兴起教育是在乾嘉苗民起义之后。

嘉庆十二年(1807年)，苗疆起义渐渐平复，“各苗寨向化输诚，枪械己收，顽心顿革”。

对于当时的情景，凤凰厅志载：“苗疆本在边隅，文风士习，颇多彝陋，且此番历经苗乱，书院、义馆大都经历兵焚，夷为废墟，众多民苗又因战乱而丧失产业、荡析离居，于是苗疆“弦诵之声益少”。

嘉庆六年(1801年)，凤凰厅同知傅鼐就指出了在苗疆发展教育的重要性：“红苗最为犷悍，叛服无常，当无事而谋久安，惟有移其习俗，奠其身家，格其心思，苗乃可得而治”。“而若要格苗心智，则必须申之以教，欲收边土归化之效，必首尽教育之功”。

故苗疆的教化，遂成为嘉庆初年安定苗疆最重要的事。

苗疆官员首先从办义学做起。

清朝廷在雍正元年(1723年)定义学例，规定义学学习的内容为“《圣谕广训》，挨熟习后再令诵习诗、书。以六年为期，如果教导有成，塾师准作贡生。三年无成，该生发回，别择文行兼优之士”。这样义学成为由国家倡导、地方官为贫寒子弟和少数民族子弟举办的一种教育机构。最先在京城本族和西南少数民族中推行，后逐渐遍及全国城乡。

义学在苗疆尤其重要，苗疆义学和中原义学的设立的目的就不同。中原为开通“读书仕进”之途，读书是为了当官；而苗疆义学就是为了扫盲。对于多数贫穷的苗疆子弟来说，义学是他们接受文化教育的唯一途径。

傅鼐从归公田内专拨“膏火束修”田，所谓膏火，古代往往指求学的费用。清朝廷先后在苗疆设屯义学五十馆，苗义学七十馆，“延师教读”“四子书”、“孝经、小学诸书”。

苗疆教育的普遍性要求也低于“学而优则仕”的目的:“乡间义学以广教化，子弟读书务在明理，非必令农民子弟从考取科第也”所以对学生的激励标准也低:“不必求其文理优长，但有能写字或能背书者”，义学成为苗疆内部的一种基础教育。

苗疆义学的学生也就不是“孤寒生童”了。“凡愿就学者，不论乡城不拘长幼，俱令赴学肄业”，也就是“长幼”皆可。

不仅如此，嘉庆十二年(1807年)又“添设屯苗义学各五十馆，令丁勇、苗民子弟就近读书，并于塑望宣讲圣论理广训，以资化导”，受教对象除苗民子弟外，还有戍守苗疆无论苗汉的丁勇。

事实上乾嘉苗变定后以“以苗理苗”政策下所任用苗官，人数众多，队伍庞大他们负责统领苗兵，稽查户口，调解纠纷，征收屯租，管理屯田，维护治安，派夫服役等工作，是处理苗疆地方事务的依靠力量，如果缺少基础的教育，是无法满足清廷的需要的。清在乾嘉苗变后，能立即拢聚这样一批基础人才，与义学教育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