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官员也曾尽力修复，“当令附近各屯卉随同筸将张道，移交修费银三千两，先行分别给发，伤令具领承修，不敷银两接续补发，仍勒限一律完全报竣后，亲往验收。”
但这种修复存在诸多困难：边墙、屯卡，堡哨的建立之地“多在高山峻岭，风雨飘零，易砖坍塌”，修复不易；同时经费也困难，“每修一处，需银数两或数十两至百余两不等”；修复工程质量也无法保障，“工竣委他处屯官验收，该屯官恃可互相包容，不免草率偷减”，最后，屯丁偷懒，防守无人监管，“屯丁人等藉口偷安，不肯在碉驻守”。由此可知，苗疆边墙、堡哨等最后逃不出坍塌、倾塌的命运。
在随后的岁月中，清代边墙也没有像明代380里沿边土墙那样，一再被提及和强调。道光初年一份奏折中的描述，预示了该边墙“必致倾废无存”的命运：边墙“原筹有岁修经费贰千九百余两，由辰沅永靖道经管支销，遇有坍塌，随时补筑。乃闻近年来报销不实，各厅县碉卡等项坍塌者，多偶值督抚巡阅之时，亦仅于所经过之处略加粘补，此外听其颓坏。似此年复一年，将来必致倾废无存”。
那近三千两白银挽救不了边墙坍塌的命运，官员的奏折也显示出无可奈何的心态。再后来，边墙渐渐从官方文档中消失了。
民国后，出生于凤凰的文人沈从文已经是这样描述他所见的边墙、堡哨:
“试将那个用粗糙而坚实巨大石头砌成的圆城作为中心，向四方展开，围绕了这边墙僻地的孤城，约有七千多座碉堡，二百左右的营汛。碉堡各用大石块堆成，位置在山顶头，随了山岭脉络蜿蜒各处走去;营汛各位置在择路上，布置得极有秋序。这些东西在一百八十年前，是按照一种精密的计划，各保持相当距离，在周围数百里内，平均分配下来，解决了退守一隅常作‘蠢动’的边苗‘叛变’的。
两世纪来满清的暴政，以及因这暴政而引起的反杭，血染红了每一条官路同每一个碉堡。到如今，一切完事了，碉堡多数业已毁掉了，营汛多数成为民房了，人民已大半同化了。”
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湘西旅游大潮兴起的时候，曾经想找一段苗疆边墙作为旅游景点，作为苗疆边墙主要修筑地的凤凰竟然已经找不到一段像样的遗址，于是在拉毫重新修建了一段城墙，以“南方长城”命名展出。这一做法受到著名苗疆学者伍新福的猛烈抨击：游人所见的“南长城”，乃为今人新筑的数百米石头城墙，而非修复的古“长城”。因为现今所筑“长城”，位置是在明清乐壕汛即今都里拉豪遗址所在地。明代蔡复一的土墙是从其西北部边沿地段经过，但清代以来早已难觅踪迹，现在更未能见到任何墙体遗址。所以今天的’“长城”完全是经过劈山削岭、挖基砌墙，创制和新修而成的，同当年明代“边墙”已无任何直接关系。至于清代傅鼐的墙壕，就根本没有修筑到拉豪一带地区，与新筑的“南长城”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了!
二十六、所向披靡—筸军的巅峰岁月
筸军—全民皆兵的苗疆
傅鼐在乾嘉苗民起义后建立的这支军队，因为主要来自镇筸城，后来被称为筸军。
傅鼐不仅十分重视对屯丁和练勇的训练，对屯丁及练勇也严加训练和管理，“倘各丁内有农业不勤技艺不熟，甚或不守屯规，酗酒滋事，以及私擅离伍，许百总等稟知屯弁，转报厅员，分别究革，撤田另补”。而对於练勇中的技艺较优者，令其教习各丁，每年加发盐菜银三两六钱。这样担任防守任务的屯丁也训练有素，武艺高强，为练勇的补充提供了后备。
傅鼐认为兵不在多而在精，一千练勇按营制分马、步、战、守，枪、炮、弓箭、藤牌各队。为了将练勇训练成一支“精兵”，除平时严加训练外，傅鼐特别重视实战考核，实行严格的淘汰制。在平定乾嘉起义余波的过程中，“每战还必严汰，不但次者去，贪掠者去，即徒勇昧机宜昧号令者亦去”伍。经过数年的努力，傅鼐将这一千练勇训练成了号称“飞队”的精兵。这支“飞队”，“风雨不乱行列，遗资道路无反顾，甘苦与共，是以能致死”。这支军队从嘉庆十年起，便由亦农亦军的民兵转而为专事操练防剿的军队，分为两营分别驻扎在凤凰厅的紧要之地新场堡和同全坡，成為一支属于厅道长官指挥的特殊地方军。
由此在苗疆军人成为了最主要和荣耀的职业，数以万计的当地人一代又一代把从军成为主要出路。如凤凰厅就有屯丁四千，练勇一千，苗兵二千，合计起来就是七千。另外还有由沅州移驻当地已达百年之久的绿营总镇四千余兵额，现在也得基本上由凤凰人充役了。凤凰厅还要厅标一百。这样一算，凤凰人当年在非战乱时，经常身在兵籍的人，数额也总保持在一万左右。战乱时，裹挟而去的就会更多了。
据有关人口资料推算，嘉庆期间，全凤凰人口为十万左右。十万左右的人有一万左右的人当兵，这比例就够惊人了。当时人口苗汉各半，苗兵数额限定得很严，只是二千，那么苗民二十五人中有一人当兵，余下的八千左右的兵额，则均得由五万汉土民中选抽了，这样算下来，汉土民六人中得有一人当兵，城区内这情况当更为严重。且以六口之家计算，则每家除去老弱妇幼，岂不家家丁壮全在兵籍丁卫。
这推测不会有太大的误差。时至光绪初年(1875年后几年)，朝廷曾议论过普遍裁汰绿营兵的问题，刘坤一、张之洞奏汰绿营的奏摺中，还特别说明凤凰的特殊情况，他说“惟湖南镇筸镇系改土归流，无土著农户，除苗产外，地皆屯田，民皆兵籍，绥靖镇亦然，请于此两镇名额不再裁汰。”
1849年，即太平军起义前夕，湖南全省的53个官军中，除了五个营外，全部驻扎在雪峰山以西各县，镇筸就驻了35个营。清政府以镇筸为中心，围剿抚化腊尔山红苗和沅水流域其他少数民族，数以万计的凤凰人就这样被屯田的绳索牵在朝廷的战车上，以致使当兵吃粮成了世代传统。
镇筸城凡有兵役的人家门口，都钉上一块白木小牌，上边用红字记有服役人的姓名、年岁和身份。在街头巷尾一路看过去，几乎家家都有这么一块“光荣牌”，并可按月各自到营上领取一份银子和一份口粮。“地皆屯田，民皆兵籍”的状况，断绝了凤凰人另操他业的一切通道，只剩下以血肉之躯来换取生活这一条路子可走。
后来民国时期从凤凰走出去的著名文人沈从文提及自己家所在小城情况时说:“每家俱有兵役，可按月各自到营上领取一点银子，一份米粮，且可从官家领取二百年前被政府所没收的公田耕褥播种。”
“地皆屯田，民皆兵籍。”历史曾一度把凤凰人其他谋生路子关闭了，只留下一条入伍通道让他们祖祖辈辈走下去，其中，能逃逸出去的极少。回想起来，这相当残酷，算一算，在屯田养勇制度推行一个半世纪中，凤凰人得向它供奉出多少年轻人的血肉之躯!
在凤凰，只要涉及它的历史，你就无法忽略本城居民对他们先辈的荣誉最为经典的表述：无湘不成军，无筸不成湘。筸军是怎样一支军队呢？且看对它的描述：有人说，镇筸城是座刀枪库。镇筸城长大的小孩都是伴着枪炮声坠地的，长大后唯一的光彩职业就是参加“筸军”用脑袋换银元换媳妇。镇筸就这样代代为朝延输送天下最强悍的“筸军”。但是，古城“筸军”绝不仅仅是只是挥舞着铁血大旗冲锋陷阵的猛夫，他们骨子里涌动着的古城文脉让他们高人一筹。
初试锋芒—嘉庆道光年间筸军的征调和清剿
当初傅鼐之所以建立这种苗疆“自己”的军队，就是想在清军主力撤走后担当起“平苗”，维护社会治安的作用，而在嘉庆和道光年间这支地方军队确实也起到了这个作用。
据道光《凤凰厅志》记载，嘉庆三年（1798）正月，凤凰厅左营黑苗，“寇麻阳”、“掠浦市”。四月，“黑苗复扰泸溪”。六月，“纠大队攻阻碉卡”，“围高峰营”。嘉庆四年（1799）九月，凤凰右营苗吴陈受，“力攻碉卡十余次”。傅鼐率屯丁练勇，配合绿营兵，或追击，或驰援，或鏖战，大呼奋击，殊死作战，连获胜绩。嘉庆五年（1800）七月，凤凰厅晒金塘一带苗民，“掠泸溪”、“焚民屯”。傅率练勇与营兵并力御击，驰援泸溪，并纵火焚烧晒金塘等寨。
嘉庆六年，松桃厅苗民起义，湖南境内的鸡笼、苏麻、蜂桶三寨苗民闻风回应。傅鼐即率练勇屯丁“扼卡分防，并讨焚三寨”。之后又领练勇至贵州松桃助讨，“连破岩屯沟七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