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土人不仅重生乐生，而且歌死，在丧葬风俗中，常以歌(舞)代哭，所谓“长歌当哭”“以乐致哀”。土家一些山寨，在老人过世时，同族的丧歌手、锣鼓手立即自发地聚集在亡者家里，锣鼓齐鸣，以刚建亢奋的乐舞，颂扬死者的文武功绩。不论死者是男是女，也不分名位尊卑。即使亡者生前与人有夙或是仇敌，活着的人也绝不计前嫌，皆遵照“红喜要报，白喜要赶”的俗规，不须报请，皆携酒提豚，凑钱聚米，前来帮助办理丧事，俗称“生不计死仇”“人死众家丧，一打丧鼓二帮忙”，为死者“跳丧”。这种群体参与的原始遗风良俗，千古承继。土家族先民的“绕尸而歌，以箭扣弓为节”“擎鼓以道哀”“其歌必号，其众必跳”“击鼓为祭”等等，都表明土家族“绕棺”“跳丧”中的先哀后乐、哀乐与共。
“绕棺”所跳的舞蹈，俗称“穿花”。跳者动作，多以膝部松驰，含胸下沉，出胯，多颤等动作为其特点。“跳丧”时，当灵堂门外，哑哒几声三眼梳鸣响，跳丧者闻声而至。掌鼓者站至鼓前，一般多由德高望重、擅长跳丧者执掌。掌鼓者挥起鼓糙，咚咚咚三声鼓响，一声开唱，跳者接声踏歌起跳。脚踏鼓点，头、手、肩、腰、臀一起扭动，跳着变化多姿的舞步，唱着音韵古老粗犷、富有浓郁山乡生活气息的曲调。从人夜要跳至鸡鸣清晨，起丧安葬上山时辰，可谓通宵达旦。
在丧仪上，在巫师(或道士)的“指路”“引渡”之下，死者的灵魂沿着民族迁徒的路线，最终到达本民族发祥地，回到老祖宗的身边，去过人世间没有的、快乐的生活。
二十五、流动—沅水的木排和酉水的舟船
挡不住的趋势—“混杂”赶集的弛紧和分合
从嘉庆十年(1805年)起，起义渐渐平息，苗疆平静了下来。
此时，湖南巡抚阿林保虽然在奏章中提出“应申明旧例(即雍正五年湖广总督傅敏提出的禁苗汉通婚令)，汉民不许擅入苗地私为婚姻，以免滋事”，同时又主张在边卡设立市场，让苗汉民按期交易。这些措施的宗旨是既允许两族人民交往，又要杜绝事端的萌发。
皇上对该奏章的批复是“益当固我边防，勿使汉奸盘剥，若有潜出偷窃之苗，仍须严办。”结果，两族人民便在严格的制约下迸行交往。赶场，“于开市之日押苗人以同来，复押之以同往”。出边卡，则须办理“护照”，否则作偷越边境论处。
对此，清《户部则例》卷四(同治十三年本)有这样的记载:“民人无故擅入苗地及苗人无故擅入民地，均照越渡沿关边寨律治罪，失察各官议处。民人有往苗地贸易者，令开明所置货物，并运往某司某寨贸易，行户姓名，自限何日回籍，取具行户邻右保结，官照会塘汛验收。逾期不出，报文武官弃、征查究拟。”
嘉庆以后，清朝廷对苗、汉民的交往特别严加“防范”，唯恐苗、汉混杂结合，“酝成事端”。在和琳“善后六条”中，虽考虑到“苗地之盐斤布匹等物，青藉客民负贩，以供日用，如一概禁绝，又多不便”，不得不允许苗汉民之间进行交易，但又规定“民苗买卖应于交界处所”，“择地设立市场，定期贸易”，并且“官为弹压”。
这样的“贸易”当然很不自由、很不方便，不久，就逐渐在苗族聚居区内自发形成了一些集市。对此，作为布政使的傅鼐于嘉庆十四年(1809年)又发布禁令，认为“有深巢苗人，惮于远涉，遂在寨内私行开场交易，则私场一设，设有‘奸民’借赶场为名，混入苗地，难以稽查，实所关匪细”，故“不准再开集场”。随着苗族地区经济的发展，苗汉之间的来往，“混杂”加强这是自然趋势。有汉族老百姓进人苗寨，也有苗族群众移居汉族地区集镇和厅（县）城。清王朝统治者对此也严加禁止，但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苗汉“混杂”交易却很难制止。
苗区的集场，还保留日中为市的古风。据光绪《古丈坪厅志》卷之八《市场纪略》记载:“凌晨荟萃至甘午即散，或有搭盖草棚者，或有堆架乱石者，其小贸营生、诸货无多者，则星罗棋布散摊于平地，或坐或立”。除集场以外，汉族商人常串乡走寨，收购山货。
永绥厅的上七里，境内山多、草多，繁殖牛、羊、猪等家畜不少。该里的排达鲁集场光绪时，每场出卖商品收入三、四千余串文，其中卖牛五、六十只，一千三百余串文;卖羊六、七十只，一百余串文，青蓝布和南杂货一千五百余串文。卖猪肉四百余串文；而永绥厅的上六里，地处河谷，田多水娇出产稻谷。该里的龙潭场，每场卖米可达二百余串文。
商业市场兴起后，汉族商人进入苗区者越来越多。凤凰厅的总兵营（现山江镇）是纯苗区，嘉庆二、三年，“有汉人开始做生意。当时一般人都不敢下凤凰，汉商在此获利甚厚。道光十几年，即有苏、雷、夏、郭、龚、尹、李等七姓汉人请凤凰厅同知批准在总兵营开场赶集，其后汉商增加三十多家”。进入苗区的汉商，用低价如进苗区的短缺货物，高价出售。例如，汉族盐商把川盐和淮盐运进苗区，每斤100文出售。’然后又低价购土特产品，如木材和药材之类运至汉区高价出售，从中牟取暴利。
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使苗区各厅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之地，先后成为商业较为繁荣的小市镇。嘉庆年间，永绥厅治从吉卫移到花园，逐步形成商业中心。清代晚期，城内有典当1家，钱业1家，南杂店30家，杂货店17家，丝烟店1家，粮店4家，并有丝棉，油漆、木作、鞋帽、歇店、饭铺等。
但直至光绪十五年(1889年)当时的辰沅道台但湘良还下达令札，“禁止苗官苗民住城内”。其札云:“近闻各苗弁等往往盘踞城中”，“而苗人亦常有在城开设伙铺”，“实为良民之害”，“嗣后各苗官不准在城久往，如有苗民在城开店，立即封闭驱逐回寨;民差亦不得擅入苗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