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婚俗方面，苗疆苗族以歌传情、自由择偶的婚俗受到汉族流官“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冲击，但并没有完全消退，而是形成了两种婚俗并存的局面，并延续至民国时期。民国苗族研究者盛襄子记述了民国时期湘西苗族地区的婚俗差异，如凤凰县“嫁娶则由家长主持，媒妁为凭”；而乾城苗族“欢喜唱歌，男女相悦，在山上即可发生×的关系，大凡已出嫁之少丨妇丨不许和别的男子交谈，处丨女丨则选择善歌者友之，父母不禁。”

另一位苗族研究者孙家俭总结得更为详尽：“苗人之婚姻，大致可分为两种：一为媒婚，即由媒人说合而结婚者，此与汉人相同；一为自由婚，由男女青年自相选配而结合者。男女联络感情之方法有：一赶场，二打年鼓，三月夜集会，四唱山歌，五宴会跳舞，六进山砍柴，七望牛。八换工等。男女如情投意合，即相互交换礼物，(以交换手钊者最多，次为手帕)各返家中相告于家长，待家长允准，男子送聘礼以为订婚，再择吉日结婚(古丈大溪坡苗)。”这些记载表明：民国时期，在湘西苗族地区，传统的以歌择偶的婚姻缔结方式与从汉族传人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缔结方式同时并存，而每一个具体区域又以某一种方式为主，体现出一定的地域差异。

土民—不断累积和变化着的“毕兹卡”

土家作为一个民族被承认，已经是二十世纪的事了。在这之前他们被认为是土人、本地人—与苗民一样，他们是本地人，他们可能融合了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濮、獠等土著而有更长的历史；而与汉民比，他们肯定是是先到的，是本地人。

春秋战国时期，称土家先民为“巴人”，秦汉时期统称为“南蛮”。三国时期，史书将武陵地区居民统称“五溪蛮”，其中包括土家族先民。到魏晋时期，《华阳国志》记述了土家的先民，有称白虎复夷、板楯蛮等。到宋代，出现了“土民”、“土蛮”、“土兵”等称谓，开始有了“土”字。《宋史》称，思州田佑恭番部长的军队为“土丁”。《明实录》称思州、思南等处的为“土人”。《洪武实录》称土家族地区的地方长官为“土官”或“蛮夷长官”。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外姓的迁入者与当地的土著间各有各的分界，各有各的部族。大约到了土司割据局面形成以后，随着定耕农业的普及，先后进人武陵山区的外来者与以仡佬为主体的土著民族，对土地共同的利用方式，产生了共同的文化适应经验，加上在羁縻州和土司制度下，有“汉不人峒，蛮不出境”的规定，形成了武陵山区“重山复岭，杂厕荆楚巴黔巫中，四面皆王土”(《宋史蛮夷列传》)的政治格局。宋代“土蛮”、“土人”称号的出现，标志着土家的形成。

《百苗图》土人，军民通婚，男多贸易，女多耕种，岁首打锣击鼓以唱神歌,实际上就是演傩戏。

大概来说，土家族的形成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

最基本的是“毕兹卡”（“毕兹”的意思是“本地人”，“卡”是“族”的意思）。也就是远古以来就世世代代生活在酉水流域的当地人，他们可能也遵守着最初为五溪蛮其后与其他族群融合的演化规律，由濮人，到獠族，到仡佬到土家的过程。

其后酉水流域土民与移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历史上湖广、贵州、四川等地的土司，在追溯其先祖来源时，几乎都是移民。这其中以下这些族群在土家族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首先是战国时期秦楚战争时期，秦国灭巴导致的廪君蛮和板楯蛮流落五溪，这在唐《十道志》和《元和郡县志》、《类要》《路史》、《通鉴地理通释》等书中找到，应该说是可信的。巴人由于受到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的影响较早一，巴人在文化和军事上都比当时生活在这里的土著濮、獠系族群先进，因而对早期土家的经济、文化和军事影响较大，早期酉水流域的许多“蛮酋”都是巴人头领。巴人同酉水流域土家先民一道生活在这里，而且逐步形成了共同的语言和风俗习惯。

然后是唐末五代时的江西移民，特别是江西彭氏永顺、保靖两宣慰司，自认其祖五代时来自江西吉水，击败当地蛮酋吴着冲而奠定了彭氏800余年的统治基础;

在唐末五代以前，酉水流域土家居住地区由土家族自己的头酋统率，但到了五代，江西彭氏(原为汉人)进入五溪，情况就大变了。据《十国春秋、彭瑊传》、《永顺县志》和《保靖土司家乘》等史籍记栽唐代末年(即公元九一O年前后)，在王仙芝、黄巢起义军活动时，彭⑴憩{两兄弟曾招兵买马。不久，彭瑊就让彭淌罚榷钥够浦唬砸训胶辖崾冻趼硪螅⒖季荨Ｅ硎瞎槌螅淠峦趼硪螅头馀砜恢荽淌罚⑶椅亩游恼淹趼硐７度⒘伺慝的女儿。彭氏和马氏结成姻戚关系后，马殷又封彭街�(今沅陵)刺史。从此，彭氏在马殷的支持下，向五溪逼进，逐步征服了五溪几个少数民族。并且通过打败老蛮头，与马氏的溪州之战订立铜柱之盟，彭士愁巩固他在土家地区的世袭统治。江西彭氏及其随从人员，进入酉水流域时时虽不是土家族，但在漫一长的岁月里，庄同湘西上家族人民共同生活的过程中，受到了湘西土家族语言、风俗习惯的长期影响，他们的后代也逐渐融合成为今天土家族的一员。

不仅仅是土司们的先祖是移民，他的一部分土民也是移民，比较典型的是明代为防范“蛮叛”设立的卫所而带来的军事性的移民。因明代“军籍”的设定，军户们拉家带口戍守边地，形成了有组织的大规模移民，他们的到来使戍守地人口构成产生了极大的变化。以武陵山区为例，防范容美、桑植两宣慰司的九溪卫;防范永顺宣慰司的永定卫;防范保靖宣慰司的崇山卫;防范“苗疆”的镇溪千户所等设立，导至澧水、酉水人口大增。康熙《永定卫志》载:“永定初设，无一土著之民，官军俱各省调集，以实卫城。”乾隆《桑植县志》:“县民最杂揉，由慈拨归者曰民籍;旧土司治者曰土籍;旧卫所辖者曰军籍;苗曰苗籍;自外县迁移来者曰客籍，籍有五。民则土四之、客六之。”就是对卫所建立后人口大量迁入的真实记录，外来之民超过了原住民，达到了总人口的十分之六。异乡文化与土著文化相互产生影响，“在屯之民，附近各州县者，多从其语言好尚，虽有小异，究不大殊。”“遂因陋而就简耳，移风易俗。”

史志上所载的民、土、军、苗、客等“五籍”，今天基本上都成为了当地的土家族、苗族，典型的汉族少数民数化。但他们的家谱则明确记载着天南海北的祖籍地及落籍因由。不论是土司还是民众，读其家谱就如读了一篇移民史。

这些土人聚居在酉水两岸的龙山、永顺、保靖、古丈等地，也在苗族聚居区的永绥、乾州、凤凰、泸溪杂居着。他们大都以姓氏组村结寨，姓氏自古迄今以田、向、覃、彭、冉等姓为大姓，而这些大姓又比较集中的聚居在某一地区之内（如永顺彭、田、向姓居多）。土司就是依靠“强宗大姓”起家，又以自己的权势统治着同宗之中的大多数土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