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映宗教信仰资料也不少，如此等等锅圈仡佬图上绘有郊外供有虎头，由四人供奉。“病不服药，用面作服虎首，饰以红绿线置簸萁内，延鬼师祷之。”；仡佬图绘有野外山石置一草龙，上插有五色彩旗，前置两蜡烛和三只酒杯，正有三男在祭拜，后面有一妇女提祭品过来。“祭鬼用草龙船插五色旗，往郊外祭之，遇节歌舞为欢。”；土人则在村外小桥旁有一组六人在演傩戏，其中一人左手拿一戢、右手拿一傩面具，在其余五人的伴奏下起舞“岁首扮锣击鼓以唱神各，所至之家皆供饮食。”这是目前我们看到的土家傩戏的最早形象。
“男降女不降”—腊尔山苗民生活习俗的演变
乾嘉起义失败后，苗疆规定了苗族如果不改变传统的发型、服饰，进行户口登记，就被视为“顽苗”而遭杀戳。
当时清规是“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傅鼐下令“发则不论生熟苗人，皆令藻之”，所以，满人的习俗如发式、斜襟衣式，大裤桶式等等。这种改变苗疆苗民穿衣留发的规定在黔东地区实施得比较厉害，实际上促成了一部份苗族的汉化。
自嘉庆二年后，苗疆苗民男人开始别发，改变了原来“裹头椎发”的样子，而扎满族式的辫子。之后，男子尽管服饰巳与汉族相近，但仍然佩戴银首饰，以示与异族的区别，妇女不光佩戴许多银首饰，而且仍然上穿馁有花边的窄拙衣，下着仅过膝的短裙。
清道光《松桃厅志苗蛮》对苗族的服饰，记载得比较详细:“苗人服饰，五姓皆同，青布裹头，衣尚青，短仅蔽膝。男著裤，女著裙，裙多至数匝，百褶偏糙，甚风。不举盛饰时用斑丝，常服惟青布。近则少壮妇女多用浅蓝，亦名‘月蓝’。给髻以替，博可七八分，富者以银丝作假髻，两旁副以银纷，形仿雁翎，觺觺然冠于首。平常堕耳之环，大几及肩。项束银圈，多至七八支。贫者以铜为胎，外镀以银，稚女亦然。女未嫁者，青布蒙首，以发为辫，给于帕外。男女皆跣足。近颇仿汉制，间用鞋。其男之黯者，装束全与汉民同。惟女不弓足而已。被用花斑，甚短。女亦娴纺织，所织斑布，精致古雅，坚韧耐用。”这在清光绪《铜仁府志苗蛮》中也有相同的记载。由此可见，当时铜仁府的苗族服饰，与松桃厅的苗族服饰基本相同。生活在黔东的侗族、土家族和仡佬族的服饰，古籍中记载甚少，比如仡佬族，明万历《铜仁府志风俗节序附》中，仅仅只记载了“仡佬本地夷…男子刀耕火种，妇人勤绩纺，陶珠为稀”。生活在黔东的少数民族，其中的土家族、侗族和仡佬族的服饰，有一部分一直传承到20世纪作80年代，而大部分，则在明代就已经汉化了。明万历《铜仁府志风俗》记载:“郡居辰、沉上游，舟揖往来，商贾互集，故其风俗、言语、服饰，大抵相同。”
当然，汉人的衣着也有它优秀的一面，比如穿鞋，是值得效仿的，所以早在明代，铜仁的一些苗族就已经是“男子不蓬不跌，巾履衣服，无异中华”了。松桃地处偏远的苗族，在清代也一改“男女皆跌足”的习惯，“近颇仿汉制，间用鞋”。
苗族认为改变服饰是投降的表现，所以他们自称嘉庆二年后苗族是“男降女不降”，光绪七年(1881年)，苗族妇女仍系裙子。因为曾作风凰厅观察的黄祟酞在描写光绪七年正月初五苗族女子打花鼓的《存鼓行》中，记述了这种事实：“赤脚不惠鞋不弓、芯嫁红格绣花缄”。以同治九年(1870年)刻的《永绥直隶厅志》、于宣统元年(1909)刻印的《永绥厅志》，在录完《永绥直隶厅志》关于服饰的文字后，加了这样的按语：“今男女衣饰亦如汉装，惟项圈耳环尚未去耳”。由此可知，苗族直到宣统元年(1909年)才完全改服满装。
光绪七年(1881年) 云贵总督刘长佑上奏“铜仁松桃苗民俱剃发改装，颇知礼法”。如此，清末的 红苗区 的男装几乎消失，而女装也有相当一部分被满服化， 红色的裙子也渐渐退出，衣服的色彩也从红转为蓝。
原来红苗妇女穿的百褶裙。
皇清职贡图永绥乾州等红苗
红苗区总的来说其改装的结果如下，男性剃发，戴头巾，左耳不戴银环 女性开始贴身穿近似内衣的衣服，一部分甚至开始裹脚 衣服的色彩由黑色，深蓝色转变为蓝色和浅蓝色 男性领口的红边和系在腰间的红布消失了，女性的上衣也变短了，依然是喜好鲜艳的刺绣花边和银饰，两耳佩戴耳环的习俗也没有改变。
清末以来，典型“满服”化的“红苗”女装
《松桃厅志》有这样的记载：“内是风俗顿改，饮食衣服与汉无殊”，也就是说，当时的苗疆苗族改服满装后，为区别于异族，不光一直佩戴银首饰，而且他们的衣服不纳衣领。民国初年，新的统治者只强制苗族剪掉辫子，并不干涉其服饰，因此在这个改朝换代的历史时期，苗族的服饰没有突出的变化。之后，汉族逐渐淘汰了满装，苗族男子也改变了服饰。但是，苗族妇女仍然穿满装，直到现在仍以它为盛装。不论苗人喜欢不喜欢，都改变了腊尔山台地苗族男女穿百褶裙，留全头头发裹包头等习惯，成为今天保存了满式衣服最好的异族之一。
汉化不仅表现在服装上，也表现在语言中。清代嘉庆以前，苗族除极个别常外出做生意等“外交使者”和充当百户官人外，绝大多数人都不会说汉话，更不识汉字，自从设苗义学、收苗生读书后，汉语汉字才逐渐在苗区传开，特别是苗族有了自己的秀才、举人后，汉语汉字便成了苗族喜欢学习的知识。稍有汉语水平的人，成了本寨诉讼、商贸的“代言人”或自治苗官和教书先生。于是，儒释道文化深入到苗族精髓之中，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苗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