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化和融合—从苗疆到到民国的湘西
二十四、百年屯政及清中晚期的苗疆社会
利和弊—腊尔山苗疆百年屯田及政策调整
“屯田”制是整个“屯政”的基础。从“屯政”的各项政策措施来看，“屯田”制的建立，影响也最大。
傅鼐的这种“屯田”与西汉赵充国和曹魏所创行的中国古代“屯田”，以及明代的卫所“屯田”都不同。它既不是移民“戍边”，也不是军队“垦殖”，而是把苗疆已垦殖成熟的部分私有田土，剥夺为国家所有，改变了腊尔山苗疆的土地占有状况和土地所有制。在山多田少、自然条件恶劣的湘西“苗疆”，把十五万多亩成熟的田土变成了“屯田”、“官田”后，苗疆大户所占有的土地大大减少，存在于私人手里的田地实际上已并不多了。道光元年(1821年)，辰沅道台赵文在奏摺中就说:“自设屯田将田土清丈”，“苗疆田土存留于民间者已属无几”。
无论“民屯”或“苗屯”，都是禁止私人典当买卖，屯田户只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这就使相当大数量的田土被在国有的形式下僵固起来了。这对湘西“屯田”各厅县，特别是“屯田”集中的苗族聚居区的土地兼并、集中的趋势，起到了阻止作用。
乾嘉战争之后大批苗汉农民无以为生，整个苗疆的局势动荡不安。消除社会不安定的因素是朝廷必须解决的。
傅鼐“均田屯垦”，通过建立民屯，均出六万余亩田地，授予丁勇，解决了一大批丁壮、乡勇的生计问题，使他们获得土地。涵过建立“民屯”均出六万余亩良田，授丁养勇，使一大批缺乏生业的丁壮乡勇获得了田土，余田就地招佃收租，又安置了部分流散的“客民”和“良苗”。在建立“苗屯”过程中，把苗族聚居区丈收的九万多亩成熟田土，交给“降苗”和“良苗”承耕，这又使一大批被清军“洗剿”，弄得家破人亡的苗族农民有了田土耕种，原来从“降苗”中裁留的三万七千名“土塘留兵”，大部分也承耕了“屯田”、“官田”，有了生业，从而消除了不安定的因素，使苗疆的社会秩序得到逐步恢复和稳定。正如湖广总督吴熊光和湖南巡抚高祀于嘉庆八年(1803年)在奏摺中所说，“屯田非仅以固围，并足以收数千百族贫民转为驾轻就熟之用”。
同时，屯田制的建立，极大程度地改变了苗疆各厅县，特别是苗民聚居厅县土地占有情况。通过“均田”和丈收“(苗民)叛产”、“(汉民)占田”，在山多田少的腊尔山苗疆，将十五万多亩的成熟田地变成“屯田”、“官田”，使苗民、汉民所占有的土地大大减少，存在于私人手上的田地实际上己经不多。正如道光元年，辰沅道台赵文所言:“自设屯田，将田地清丈…苗疆田土存留民间者已属无几”。这对抑制苗疆土地兼并、集中趋势，缓和民苗之间由于土地利用方式不同而导致的矛盾有极大的帮助。
但是“屯租”的剥削率太高。道光初年，刑部侍郎张映汉奏称，每亩屯田应缴租谷“正数”为一石八斗。据保靖材料，屯田租谷，“上则田每亩一石数斗，下则田七、八斗不等”。平均每亩屯租额亦应在一石以上。腊尔山多属高寒山区，粮食产量历来很低。据统计，民国三十七年，苗疆十县粮食平均亩产为214斤，所谓一石，按习惯是120斤。若按平均一石以上计，为120斤以上，租额也占收获量的60。“应缴屯租”，超过清代全国其他地区的田赋钱粮“二百余倍”。
而当时苗疆已形成的租佃关系，水田一般是纳租谷三成，旱土纳杂粮一成五分，称为“苗例”。屯租额实际上远远超过民间“苗例”的三成交租。除按规定的“额租”计算外，还要加上屯官仓丁的堆尖、踢解，苗疆苗民交纳粮食时，官府用个大斛做量器，百姓将粮食放进斛里，再称重，计算自己完成的粮食份额。谷堆要按尖堆型装起来，会有一部分超出斛壁，然后由仓斗级用脚踢上几脚。这溢出来的谷物，据说是弥补储存和运输过程中损耗用的，不许纳粮人扫回去。其实一向都由官府留下按职务高低、亲疏关系等私分了。屯田佃户所受的剥削就更重了。
由于“屯租”剥削量超过佃户的实际负担能力，故每年均无法如数完纳。如嘉庆十六年(1811年)至二十三年(1818年)“积欠佃租四万三百七十六石”，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欠租谷三万五千九百八十三石，道光元年(1821年)、八年(1828年)、十年(1830年)被水被旱，短收租谷四千余石，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欠租二万余石。
“归公”田土的80%以上集中在永绥、凤凰二厅苗族聚居区，就地招佃收租，承租“屯田”和“官田”的自然绝大多数是苗族农民。苗疆曾流传这样的“屯租歌”:“朝耕土夕耕土，年年月月欠屯租;男耕田女耕田，子子孙孙欠粮钱。”“一年四季替人锄，苗家没有一块土，一年四季替人耕，苗家没有地安身。”
这屯政有点剥削得过了，必然要遭到苗民的反抗。例如，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至二十七年(1847年)乾州厅大河苗石观保、永绥厅苗孙文明兄弟等“伙款”起义，抗缴屯租，焚烧屯仓。咸丰五年(1885年)深受屯租剥削之苦的永绥厅张匹马苗民以石得盈、石汉苟为首，响应铜仁徐廷杰起义，组织队伍攻扑永绥厅城。光绪五年(1879年)秋，时以绥苗凶荒饥岁，人民苦于无力纳租，“又汉吏督催缴租太急，而苗畏之，纷纷欲动”。保靖县苗以廖成才为首，联合永绥苗民，“遂以闹租为名，因而起事”。
这些反抗斗争当然最后都被镇压下去了，但却使清朝统治者迫于形势，不得不有所“让步”，将难于完纳的拖欠租谷“缓征”、“带征”或“豁免”。如石观保起义以后，请王朝便决定将七厅县自道光二十一年至二十六年的欠租“概行豁免”，并将二十七年的欠租二万九百五十余石缓至二十九年起分三年“带征”。正是每次斗争之后使清朝统治者被迫作出一些“让步”，在一定的时期内使矛盾多少有所缓和，使这种残酷的“屯租”剥削制度，至终清之世的百余年间能一直维持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