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厅因厅城被围不破，有关白帝天王显圣的故事就更加具有吸引力和权威性。据周凯记录亲历者徐大伦的描述:“二十五日戊申昧□，苗集如蚁，四山齐下，以竹梯攻西门，掷石击退，转攻南门，焚东门民业，油苗以油泼城，焚陷五丈余。君率民抵御，伤右耳，加薪陷处，火益烈，苗不能上，坚拒至四更。”可见，当日厅城东门被焚陷，徐大伦担心苗民从该处破城，故让人在其处加薪，使火势变大，以阻比苗民入城。结果很奏效，城内因此坚持到了四更。而此时城中百姓想必已是人心慌慌，看见东门一带火起，不明情由，反而希望火灭:“凤凰厅城，于大兵未到之先，屡被贼围，东门城楼着火。正危急间，见有神鸦无数，沿郭匕鸣，火遂熄，士民咸以为神力呵护”。百姓不明情由，反倒希望起保护作用的火熄灭，并把灭火保城的功绩归于天王显灵。这一看似矛盾可笑的举动，恰恰反映了百姓在社会动荡之中函需保护的脆弱心态。

事后，民间呼声高涨，一致要求对白帝天王加以封祀:“王加以封祀：嗣云贵、四川制军福、和，暨湖广制军毕奏请封祀，旋蒙谕允，敕封侯爵，载入祀典”。

嘉庆二年(1797)五月初十口，毕沅等人为抚顺民情，奏请加封白帝天王神号:“嘉庆二年（五月初十日，毕沅等人为抚顺民情，奏请加封白帝天王神号：“臣毕沅、姜晟、鄂辉跪奏，为恭恳圣恩敕封神号以妥灵聿而靖边圉仰祈睿鉴事。窃照湘南苗疆地方向有神庙，土人称为白帝天王。奉祀颇虔，由来已久。乾隆六十年，黔楚苗民不靖，福康安督兵攻克嗅脑汛城，曾荷神灵聿昭显应，当已奏明，咨会在案。嗣凤凰厅城于大兵来到之先，屡被贼围。东门城楼着火，即有神鸦沿郭飞鸣，火遂灭熄。士民人等咸以神力呵护，莫不啧啧称奇…臣等採访舆论欣庆之余，弥增教畏，理合仰恳圣恩俯顺舆情，敕封神号，俾灵聿□□，边圉永靖，为此恭折具奏，优祈皇上睿鉴，谨奏。”

是月二十二日，奏折到达礼部，朱批礼部与军机大臣会议。二十七日，经礼部与军机大臣会议奏准通过。

由此，白帝天王在社会动荡的过程中，由民间到官方都得到了认可，从而取得了合法身份。次年，官方对白帝天王祭祀有了明确的规定:祭期嘉庆三年，颁定岁以春秋二仲月上已日致祭。

隔离后的融合—傅鼐的两面

明代边墙修筑之后，主要精力花在“防苗”上，对边墙内的生苗几乎只有收粮的措施（也几乎收不到），也就是说，基本是就是把苗民围在边墙内不管了。

但清代则完全不一样。傅鼐的屯政，虽然和明代一样也修了苗疆边墙，但是他并不是隔离了事，而是先隔离，后再慢慢地融合。

傅鼎修筑边墙之后，还是运用国家权力对苗族进行统治：边墙内的“生苗”和边墙外的“熟苗”都是朝廷的臣民，为政府制定统一的经济政策提供了可能。民苗界址划清后，政府才有条件实施经济保护政策。这些保护政策，在严如熠的《平苗善后事宜》中既已提出:“其苗寨差徭概行豁除，免致借端滋扰。”以后做得更加彻底。一是苗族田土不用交粮，二是免掉所有差徭。这样从根本上免除了各级衙役吏属进入苗族村寨对苗民进行经济剥削，使苗族经济真正进入全面的体养生息状态。

实行屯政后虽允民苗之间正常往来，但限制犹严。其实，在平定乾嘉苗民起义后，何琳就提出治苗的“善后六条”，其中有谓：“民苗买卖，应与交界处所听其择地，设立市场，定期交易，不准以田亩易换物件”，有违者则“官为弹压”，且严格规定：“如遇左丘场期，碉楼哨台内只准一二人赶场，卡内亦不过酌令数人赶赴，不许多人远出，其出外者，仍需迅速赶回，不许逗留，逛久”，交易物品也仅限于盐布丝麻等日常生活用品。嘉庆二年（1797年），为防止民苗联结，还规定外来“贸易客民，只准居住民村，不得假宿苗寨”。

乾嘉苗民起义前后，以往关于苗汉间往来贸易的禁令又由地方官重新执行，再次限制苗人与外地的联系，曾一度形成的苗汉通婚又重新被禁止。部分官员甚至提议终止民族间所有贸易活动，包括当地苗族最需要的食盐贸易，当时乾隆皇帝对此态度十分明确，他把剿苗与民苗之间的贸易看成两码事，并批示“苗民无盐淡食则病，此语己属不经。今毕沅等欲禁盐筋等卖入苗疆，以为可致其死命，更成笑话。试思苗地甚宽，其中良劳不一，如果禁断食盐，即可绝其生理，则苗民中现在效顺者，正复不少，其素常守分并未被贼逼胁入伙者，为数更多，今将不分皂白，概行断绝食盐，使之皆病乎?…凡口用可需甚多，岂能一概禁绝乎?”这一批示为当时苗疆官员制定经济贸易政策提供了依据。

自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苗民起义评定之后，边墙内外之间的婚姻则受到严格禁止，严禁民苗交通。但政府在这基础上又创造了相当开放的空间:将兴起于苗疆内部的集市也迁往苗汉交界处，规定“定期交易”，且“凡有交易，只在墙外”进行，不许苗人擅自入市，而且“用兵监之，不许纷扰”，“苗不许入墙，民不许越市，如违，各治以罪”，“官为弹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