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年五月，傅鼐与该厅土民公共定议，上五洞七约和下五洞溪口、麻良二约，“将各户所有田亩，每户除每男丁留养口田种三斗，女一口留养田种一斗外，其余之产再留十分之三，均出十分之七，以为养勇守边”，这是所谓“均七留三”。又，“惟贴近苗寨之都吾、务头二约，田地尽被前、右二营花、黑等苗强占，结寨居住，抗不迁移，所安民屯屡被攻毁，不惟不容民户归复，并赴后路纵掠，愈侵愈远，即沿边营汛皆有难以存立之势，该民户等知该处苗请最为凶横，万难复业…是起情愿将所有该二约田地全行呈出充公。”结果共均出田地二万余亩。凤凰厅共招募丁勇六千名，每名授田五亩至七亩，敷四千人屯种。尚有丁勇二千人，缺田八千余亩。傅鼐建议，不敷之数由沪溪、麻阳二县均补。
这里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一是实际上凤凰厅当时“均田”的范围只限于厅属东南部一片，上下五峒十一约民村（基本上是土民和熟苗区），未涉及西北“苗疆”地区。故并非全厅“均七留三”。上五峒七约和下五峒溪口、麻良二约，是先除去“养口田”之后，余田再留三均七，并非按全部田亩面积计算“均七留三”，下五峒都吾、务头二约，没有均留比例，而是全部田亩充公归屯。二是清朝廷也不愿意从苗族聚居区“均田”，而宁愿从其他县的客民那里均田。
这里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一是实际上凤凰厅当时“均田”的范围只限于厅属东南部一片，上下五峒十一约民村（基本上是土民和熟苗区），未涉及西北“苗疆”地区。故并非全厅“均七留三”。上五峒七约和下五峒溪口、麻良二约，是先除去“养口田”之后，余田再留三均七，并非按全部田亩面积计算“均七留三”，下五峒都吾、务头二约，没有均留比例，而是全部田亩充公归屯。二是清朝廷也不愿意从苗族聚居区“均田”，而宁愿从其他县的客民那里均田。
嘉庆六年(1801)正月，经湖广总督书麟、湖广巡抚祖之望会奏，奉旨允行，并将均屯田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乾州、保靖、永绥、古丈坪等厅县。同年十二月，加傅鼐辰永沅靖兵备道衔，总理苗疆边务。于是，傅鼐先后在麻阳、沪溪、乾州、保靖、古丈坪、永绥各厅县实行“均屯田”，至嘉庆十年(1805)大体完成。
麻阳县的办法是由县内各绅士富户“公议明捐”，无所谓均留比例。泸溪有均留比例，但依据苗疆远近有差别:逼近凤凰厅晒金塘之后的都蛮、利略等十九屯村，照凤凰厅之例，除养口田外均七存三;稍远之四都坪等四十村减为均六村四;自四都坪以东直至浦市，实行均五存五，由浦市至沪溪县城则均二存八。
乾州厅是按凤凰厅上五峒之例，除养口田外，再均七留三，东、南、北三乡共均出田地三千余亩。永绥均田，最初即无均留比例，但只限于花园至茶峒一线和沿边苗民汉民杂居地区。其具体办法，是清厘这些地区的所谓“苗占民田”，充为官田，佃给苗民耕种，按年纳租以资养勇。经清丈共实得田一万三千余亩，募养丁勇二千名。保靖县境共碉卡四十余座，分布屯勇三百名，应均田一千五百亩。其办法是:“先将合邑有田之家，据实开报，凭众核其产业多寡，定以甲乙等差。凡实系田多大户拟均水田二十亩，上户拟均田八亩，上次拟均五亩，中户拟均二亩，中次拟均一亩，其余田少下户仅敷养口而无力者，概行免均。”结果实际均田一千七百亩。古丈坪应均田五百亩，由该厅士民自动呈均。如苗守备石把七即带同弃目呈出田地二百二十亩。
凤凰、乾州、永绥、古丈、保靖及麻阳、沪溪七厅县共均出“民田”六万零一百余亩。这叫“民屯”。
嘉庆十年(1805)永绥厅丁牛寨石宗四和岩落寨石贵银起义是一个转折。
石宗四是永绥厅八里丁牛寨苗人，石贵银是下十里岩落寨苗人，1796年红苗叛乱时，石宗四自称将军，率众攻掠汉人，石贵银曾受苗首吴八月封为总统，均于1797年投降，近来抢来大炮六座，于是纠约丁牛、岩落、已彩及九里的破口、漏点等苗寨并其他各里苗人起事，傅鼐派苗弁招谕不成，石宗四等人复抢劫苗把总所交官粮70余担，于是傅鼐会同绥靖镇总兵魁保、永绥厅同知王廷英分派苗弁谕散起事苗寨，分调兵勇防扼各路，二月初三，傅鼐率练勇1000名，守备魏光德领兵400名，苗守备龙八月领苗兵2400名，通过连日征战傅鼐大破苗兵，分兵故击破口、漏鱼等苗人八寨，尽焚其巢。生擒石贵银等人，石宗四逃至乾州的平郎被擒。此战共焚苗寨16，斩首150人，生擒140余人，死于水火者不计其数，投降者2000余人，救回被苗掳走汉人子女300余人。
在此以前的“厘清”界址和均“民田”归屯，苗族受影响的但基本上还只限于“苗疆”的“沿边”。并且主要是“民地”。石宗四起义被镇压以后，性质就进一步发生了变化，即将所谓“均田”以各种口实扩大到整个苗族聚居地区，以收缴“叛产”和苗民“占田”等名义，在凤凰、永绥、乾州三厅苗族聚居区，将苗民的田土大规模剥夺归公，称“屯田”或“官田”，将其收入用以供养苗官、苗兵和作地方军政的其他开销。这属于所谓“苗屯”。
这次计缴出“占田”三万零一百余亩，丈收“叛产”田地五千领四十亩，共三万五千一百余亩挑留苗兵五千名。十一年(1806)以后，又赎回苗人“苗占苗田”四千余亩。据傅鼎详报，十四年(1809)，又丈收田地一万五千二百十九亩，十六年(1811)陆续查出田土五千八百七十三亩。以田地均分佃良苗、穷苗耕种收租，以充苗兵口粮等项之需，即是所谓“以苗养苗”、“以苗治苗”之“苗屯”。
据嘉庆十九年(1814)湖南巡抚广厚清查湖南苗疆均屯田地奏折记载，“民屯”和“苗屯”两项丈收的田地总额为十三万一千零六十亩六分，除分授屯长屯丁、老幼丁等领耕的三万七千八百四十九亩六分外，余田就完三千二百十五亩，作为“盐粮经费田”，均照佃收租，每年应征额租十万五千四百余石。道光元年(1821)，经核实酌量减去租谷五千五百石，故每年“定以额租九万九千九百八十八石三斗九升”。后又经酌减，实征租谷八万九干余石。
“民屯”和“苗屯”苗族人口比例越大，反抗斗争越剧烈的地区，丈收归公的田土就越多。其中，永绥厅八万零六十三亩，占湘西“屯田”总面积的一半以上，凤皇厅四万六千七百六十三亩，占“屯田”总额的近三分之一。
正因为“民屯”主要是均地主和富户田土归屯，所以傅鼐在实施“均屯”过程中，曾出现无业贫民要求均田，而乡绅则从中梗阻的现象。例如，乾州厅“均屯”时，有士民张永楷等人赴“抚部院辕门具察”，“不愿均输”。与此同时，“贫民众恳均田”，甚至，“匕乡穷民”，还具察“控富户以盘剥民苗，囤积居奇而致富”，认为“均之实不足惜”。
此外，富户均出部分田土，还是可以得到补偿的。例如，根据所定章程，均田户子孙可优先补拔屯丁和屯弁，优先占有“屯田”。嘉庆十一年湖南巡抚阿林保还奏请“奖励”均田最多士民。镇溪所邓玛等被赏给六品顶戴，永绥艾建询等“著赏给五品顶戴”。
但是查抄“叛产”和收缴“占田”，建立“苗屯”，性质和具体办法同“民屯”均有差别。其范围主要是在永绥、凤凰、乾州三厅苗族聚居区，即乾嘉起义的中心地区。同时，这种“查抄”和“收缴”，既没有像“民屯”那样的均留比例，也没有贫富和产业多少之分，故一般苗民所占有的田土也都被包括在内。但从实际情况看，所“查抄”和“收缴”的田土大多数也应是苗族中富户和上层所占的田土。因为乾嘉起义前，湘西苗族内部社会分化，土地集中的情况也很突出。例如，古丈坪厅有个苗守备石把七，就占有良田三千亩，均屯时自动捐出二百二十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