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苗族聚居中心—永绥、凤凰、乾州三厅及其毗邻的保靖县相古丈坪厅，则重点增兵。凤、乾、永三厅原兵制设一镇一协，即镇筸镇(总兵驻凤凰)和永绥协，计驻军四千九百余名。毕沅认为这点兵力太少，不敷应用，奏议再添绥靖镇于永绥厅的花园(今花垣县城)，驻总兵一员。将原来的永绥协从吉多迁于厅属之茶洞，驻副将一员。升乾州营为乾州协，驻副将一员。将乾州之湾溪、凤凰之强虎等汛升为营，各驻守备一员。保靖改设参将，与永绥协同归绥靖镇统辖。古丈坪厅设都司一员，驻厅城。这样，凤凰厅与镇道同城，乾州厅与协同城，永绥厅与绥靖镇同城，保靖县与参将同城，古丈坪厅与都司同城。计苗疆两镇两协兵力共九千七百七十余名，比原驻兵增加四千八百七十五名。武职将弁则增加一百二十六名，其中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各一员，都司五员，守备七员，千总十一员，把总二十二员，外委三十四员，额外四十四员。

凤凰直隶厅城防图，密布的军事设施显示了乾嘉之后苗疆仍然紧张的军事形势。

此外，又从十多万镇压起义的大军中留驻二万名，重点驻防风凰、永绥、乾州三厅苗疆大路沿线。从随军镇压起义的三万苗兵中，“择其出力较著、艰苦最甚者，酌留一万余名”，给以粮饷，分派给苗官统率，重点镇守三厅及其边沿各县苗乡。如将其沿边之沅陵、泸溪及邻近之川黔边境驻军及苗兵计算在内，则接近五万人。驻军如此之多，这在当时国内小范围的少数民族地区，是仅有的一个。

二十三：傅鼐的屯政—边墙和教化并行

战后苗疆政策的奠基者—傅鼐

为应对善后事宜当中出现的上述问题，清廷在一边采取和琳制定的“善后六条”，一边还在积极摸索更好的治理湘西的措置。

乾嘉苗民起义之后，清朝主力军北撤，“平叛”期间苗疆事务由清军统帅总理，清军撤出后，就需要一个留任苗疆处理“善后事宜”的官员，而这个任务不偏不倚地落在了一个叫傅鼐的官员身上。

傅鼐(1758年一1811年)，汉族，顺天宛平人(今北京人)。傅鼐的仕宦生涯，一开始由吏员考授正八品，捐纳府经历（捐纳制度在清朝和科举制度互相补充，一部分人通过科举考试做官，一部分人通过捐纳制度做官，也就是买官卖官，用以减少朝廷的财政压力），后调于云南。

傅鼐在云南就因为取得“左耳二百”而得到提拔。“什么是左耳二百”？这个“左耳”就是清王朝在镇压少数民族起义时，有个割尸首左耳去领功取赏的习惯，原来当时云南棵夷等少数民族与当地清政府官员发生冲突，威远厅同知屡遭杀害，大臣令傅鼐前去参与谋策。足见傅鼐在云南镇压民族起义杀人如麻，也因此受到奖赏。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傅鼐因取得当时扰边少数民族左耳二百而被提拔为云南宁洱知县。

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傅鼐调入军营，跟随福康安前往湘西苗疆镇压乾嘉苗民起义。福康安分配给傅鼐的任务是在湖南军营司运送军粮。傅鼐认为“苗愈抚愈骄”，“愈抚愈叛”，积极主张大兵讨服。福康安死后，傅鼐调入清军总部辅助统帅和琳。

期间，对傅鼐影响比较大的一件事为“计擒吴添半功”，因而赏戴花翎，晋升官位为直隶州同知。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苗疆治理清军统帅和琳去世之后，退守的苗民军仍就有很强的作战实力，加之当时湖北白莲教起义，苗疆清军主力前去镇压，而苗疆愈难驻守，清朝政府暂时陷入如何治理苗疆的僵局。见此状况，傅鼐是立即奏书嘉庆，道出治理湖南苗疆的有利之策，并得到皇帝的赏识。

乾嘉苗民起义后，清朝廷加强了对腊尓山苗疆的统治。嘉庆二年将原由辰州府派驻通判管辖的散厅凤凰，改为由辰沅永绥兵备道管辖的直隶厅，并改凤凰厅由通判(正六品)管理为由同知(正五品)管理。

清政府给傅鼐委以重任，傅鼐成为凤凰厅同知（清代的同知，又称州同，与通判又可为地方政权厅一级的行政长官），后来在嘉庆六年(1801)受命“总理边务”，十年(1805)，升辰沅永道员 。清代，王朝等级森严，满汉官员之间的地位有一定区别，朝廷一般都是重用满族官员。作为从汉族小官的傅鼐，他的仕宦之路则非常谨慎，但也会主动抓住机会展示自己过人的才智与谋略，他经过不断对苗疆地形、苗民起义以及苗民品性的深读，提出了一系列治理主张及具体治理策略，许多主张与策略得到上级的赞同并允予采纳。各大小战役，傅鼐总能身先兵卒，“师行所至，万苗警服，罗拜纳兵，唯恐后。”傅鼐在处理苗疆善后事务中，“剿抚并用，教养兼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