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他一面令额勒登保、德楞泰继续率大兵进取平陇，一面与福宁、毕沅、姜晟等四总督于乾州城内草拟“善后”苗疆的一些重大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最初命为《湖南苗疆善后紧要章程》，一共六条，因而又称为《湖南苗疆善后六条》，后人又简称《善后章程》。它吸收了前人治理苗疆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经验和教训，结合了当时苗疆的具体情况。这些规定为此后处理民族关系、调和民族矛盾提供了依据。

《苗疆善后六条》主要内容为:

“一苗疆田亩必应清厘界址，毋许汉民侵占，以杜争竞也；

一苗疆营汛，应分别归并，以联声势；

一苗疆百户、寨长名目，应酌量更定，以专责成也；

一苗疆城坦应分别修理也；

一苗疆鸟枪等项器械，必应收缴，以去爪牙也；

一被难民人应分别安顿，以示体恤也。”

以上六条善后章程的内容可以看出，清政府针对以往对腊尓山苗民的治理的各种积弊，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简言之，即开始革除之前忽略苗民文化差异的，实行苗汉不分的治理方针，转变为划定民、苗的土地界限和设置苗官，实行“以苗治苗”。

《善后六条》，对苗族作了较大的让步。在历代王朝官方文书中，它第一次把苗民当人来看待；也比较客观地分析了苗民起义的根本原因，承认有民族压迫和掠夺，它采取归还苗民土地的果断措施来调和民族矛盾，使“穷苦各苗”多少都获得一点实惠；第一次提出了“苗汉一体相待”的具有民族平等思想的政治观点，等等。这些都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

总得来说，和琳及他的苗疆善后六条在苗疆受到了好评，认为他比较客观地反映了苗疆的真实情况，敢于批评一些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并能从民族关系和民族利益的角度来分析苗民乾嘉起义的根本原因，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苗民起义的正义性和苗民的合理要求。这在当时的官方文献中是十分罕见的。

史上第一次汉苗大会—鸭堡寨会议

《湖南苗疆善后六条》于嘉庆元年（公元17 9 6年）六月奏禀朝廷，经已退位的乾隆皇帝审定，转由仁宗（嘉庆皇帝）于同年八月初六日亲笔朱批交军机大臣核议签发，作为清王朝治理苗疆的政策措施下达施行的。

和琳为了平息苗民起义，尽快瓦解起义军的斗志，迅速结束苗疆战争，在奏折尚未获批的嘉庆元年七月初三、初四等日，通令湘黔两省边境降苗百户、寨长、头人等五六百人在凤凰厅鸭保寨召开会议，一起商议苗疆善后事宜。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6月）鸭保寨全景。 乾嘉苗民起义，苗族头人最早的一次重要秘密会议也是在这里开的。 勇士衡摄

这是苗疆史上的一件大事。此前的官民会面，都是苗民“跪迎”而已。此后的会面，因苗族已有一批基层官员代劳，也没有这种盛况。这次是由苗族的百户、寨长等头人与朝廷重臣面对面平等协商民族关系。这次会面主要讨论土地问题，和琳是如此描述其时情况的：本月（嘉庆元年七月）初三、四等日，各路百户人等，齐集于鸦堡寨者五、六百人，签称仰蒙如此高厚恩施，从此各安生业…。随令该百户等将各协营所管寨落内，凡汉民占据田地，共有若干，选册呈报，以凭核办。”

在这个面对面对话的基础上，双方约定了一个基本土地界线，就是以旧边墙基址为准，边墙内悉归还苗族，边墙外悉归客民(汉土民)。简单来说，就是“苗地归苗，民地归民”

和琳在会上亲自宣讲了《善后章程》，以作“皇恩”，“感召”降苗，“并使未降之苗寨闻风解散”。和琳表现出一幅大仁大义的面孔，按照章程首先分析了此次苗民起义的原因，肯定了苗民“夺回土地”的要求，将造反的“罪过”“归咎于客民”。与会苗人闻此言语大为耳顺，唯恐不真，会上顿时情绪激昂，把和琳看做圣人一般。

接着和琳又宣布朝廷对待此次起义的态度是不忍悉加镇压，对于一时被迫参加起义的人，只要能将参加起义的头目擒献，一律宽大处理。即使不敢擒贼，只要恭顺朝廷，也不追究责任，兵器上缴还可以折银作价。

最后和琳宣布了苗疆善后六条有关疆界、土地、撤军、苗官制、苗人自行管理及苗汉一体相待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政策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