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办?严如熠为此上了七条策略:
策一、“坚筑堡以资攻剿”，就是设立村堡，辅以城垣，以资防备。在村堡里，义军很难攻进去。腊尔山苗疆自明以来便有筑堡之史，但明时的筑堡是统治者面对苗民的反抗所采取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消极防御措施，它并没统治到苗区内部，仅作为一种军事隔离与封锁的设置，将生苗以“野人摈之”于边墙碉卡外，且始终想设营驻兵，防守看似得到加强，但一旦生事，“苗巢之旁俱成内地，营哨之外别无声援”，仍不能挡住人民反抗的浪潮。严如熠此时提出筑堡，因袭了前人的方法，但又有变化，针对性亦有加强。
他提议在整个苗疆及附近城邑筑堡，堡垒深入到民村苗寨当冲险戛城堡此时已不再是作为战后生熟苗边界处的一种封锁隔离设施，而是灵活性主动性极强的一种防御体系战时，各城堡声讯相联，互为特角，清军退可防，进可攻凭筑堡，清军层层逼进，由远而近，对义军的根据地形成了一个渐缩式的包围圈。
策二、“广开屯田以省军费。”为平息这次苗疆之变，朝廷已经消耗掉1800万两白银，仅湖南一省就耗掉七百万两白银。朝廷己不堪重负，以后如要长期防守，除开屯田别无选择。要解决军费问题，只有采取这种自力更生、生产自救的方法屯田以农寓兵，国家不用多费饷而兵能自养，“兵食两足，其省军费多矣”后来也基本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策三、 严如煜意识到，“苗寨悬远，非流官所能及”。要治理好苗区，就得革百户，任苗吏.他主张复土司旧规，将生熟苗按多寡分配，基层官吏在苗人中择优选任，“袭薄制廉俸，量设公差代“该管小事归彝卉听断”，大事则上报于厅道苗弁由此得到了部分的自治权，可专职处理苗事，而汉官不能直接干预苗寨事务。
策四、“用雕剿之法以清余孽。 乡勇与土兵居住的地方与苗人寨落相毗连，生活环境相同，无外来官兵水土不服地形不熟之弊“生长此间，服习水土，谙熟径路，登山上岭最为矫捷，身体素质较官兵好，适合区作战.
另外还有五至七主要是针对次起义的原因而对苗民的保护措施。政府先借牛种，使难民复业之后再逐年归还；“禁买苗产以安苗业”； “禁买苗女以绝苗奸。”
在平息苗族起义的过程中，政府大多数官员也逐渐意识到此前的“以苗为民”政策有其不足。因此，一当严如熠提出保护苗族人的整体利益时，很快被政府采纳，并成为1796年4月，鸭堡寨对话的指导思想。尽管苗族人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权，但仍然应该有自己独立的生存地域，这个领域应该有明确界址并受到法律保护。
善后者：和琳及《湖南苗疆善后六条》
严如熠提出的是苗疆战后的一些设想，而实际的政策制定者是和琳。
和琳长期在外，镇守边关，饱尝了沙场的戎马生活，尤其是在西藏、彝、苗等少数民族地区办事较久，对民族关系有较深的了解，摸索出了一些治理少数民族的经验，可以说是乾隆皇帝十分器重的治理少数民族的专家。
乾隆五十八年 ( 1793年)，英国特使马戈尔尼第一次来访中国的时候，乾隆皇帝曾特召了和琳从西藏赶往热河，跟随乾隆左右，充任外交顾问，并负责参予处理一些外交事务。因此，和琳又得与西方国家的使者接触，看问题的视野相对开阔。
乾嘉苗民起义一发生，乾隆皇帝就调当时任四川总督的和琳任征苗清军副统帅，后任统帅。因此，和琳得长期深入苗疆，“由川入黔,自黔而楚”。他亲自走过湘、黔、川三省七个府、州、厅、县的大片苗疆城乡。“凡苗地山川之险要，风俗之犷悍、身亲目击”。
随着战争的推进，和琳亲自审讯过许许多多被捕的起义苗民，有机会得与苗族上中下各阶层人物的广泛接触，从中了解了苗族特殊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和风俗习惯，尤其是了解了苗族与其周围民族主要是汉族的复杂关系。他发现因“客民咨意欺凌”和大肆“侵占苗疆田地”，导致了“苗民贫难无度者日多”的普遍现象,认为这是过去治苗政策考虑欠周所“酿成”的重大“弊病”。
清乾隆《御笔平定台湾二十功臣像赞》 和琳
因此，他进入苗疆以后，曾主张对苗民“详加开导”。即使在民族战争十分激烈之际,他仍然坚持“随剿随抚”。因此，在嘉庆皇帝催促他迅速结束苗疆战争，移师楚北转征白莲教的紧急情况下，他仍然镇静地提出“不能顾彼失此”，坚持“将苗疆通盘筹划”后再移师楚北。
他的“通盘筹划”意思有两层:从近义来说，要达到平息苗民乾嘉起义；从长远来说，要使苗疆能够较为长期的安定下来，以巩固清王朝的统治。他再次向皇上解释，他这样做，“虽觉办理略有耽延，而与事体方能完善，若过于急切，转恐欲速反迟，非万全之道”。
在嘉庆皇帝登基之前，乾隆皇帝就在考虑战后苗疆稳定的问题，曾密令和琳在平定苗疆起义后找出一条起码在十年内能使苗疆平定的措施。和琳倒也不负重托，牢记于心，在福康安死前，他就曾与福康安、孙士毅等反复磋商治理苗疆的良策。
六月十七日清军收复乾州后，和琳喜不自禁，连忙向朝廷表功。嘉庆皇帝得到“克复乾州”的喜报后十分高兴，立即嘉奖和琳三眼花翎，赏额勒登保双眼花翎，其余各官兵都各有奖赏，和琳认为战争应该差不多了，下令额勒登保去攻打平陇，留下湖广总督毕沅，湖南巡抚姜晟等大员与自己一起在乾州城内草拟了《湖南苗疆紧要善后章程》一共六条，所以又称《湖南苗疆善后六条》。
乾嘉苗民起义已经打了一年半了，尽管七省先后有十八万官兵投入了这场征战苗疆的战争，但仍然无法平息这场起义。苗族起义军尽管遭受了挫折，但仍汇集于“苗王”吴八月的故乡平陇，不惜以全体牺牲为代价，与清军进行了长达六个月的大决战。而清军已经遭受到总兵明安图所部一千四百人全军覆没和狗爬岩湖广总督福宁六千人命丧苗疆的两场惨败。清军主帅只有“频以山潦涨阻为辞”，拖延出兵。用乾隆的话说，已经到了“朝廷焦虑，日盼捷书”的地步。
而此时，清军已经深入苗疆腹地，山路崎岖，运输艰难，一支十多万的部队的粮、盐、弹药的供应相当困难，加上“军士不习水土，中暑毒死者日众”，连清军主帅福康安也已经死于苗疆战场，号称“花老虎”的清军得力战将花连布 ( 原为安龙镇总兵，后升贵州提督 )，又在铜仁府境被起义者打死。兵士累闻凶讯，万般恐惶，连总督毕沅、巡抚姜晨等大员们也都动摇起来，生怕老命丧于苗疆，多次提出议和罢兵。
于此之际，白莲教又于湖北襄阳、四川达州等地举行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与苗民起义摇相呼应，结成一线，共反清王朝，统治势力遭到了沉重打击。嘉庆皇帝密令继任清军主帅的和琳迅速结束苗疆战争。“留兵一、二万分驻要隘，实力堵御”，催促和琳率应撤之兵驰赴湖北，转征白莲教。苗疆战火正激，皇上圣旨又到。和琳左右为难，“权衡轻重缓急”，于是“通盘筹划”，拟定了《湖南苗疆善后六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