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找到谈判对手—朝廷与戴枷苗民头人对话
乾嘉“苗乱”震惊了朝廷上下。千百年来，腊尔山苗疆虽然从没太平，苗反、寇边持续不断，但是叛乱一般都是一个或者几个寨子到周边小规模劫掠居多。而且经过康熙年间的苗疆开辟和雍正年间的改土归流，朝廷自认为对苗疆的控制力得到了加强，苗疆似乎正一步步走向平静。突然之间，好像一点征兆都没有，不知道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麻烦？
由于苗疆长期处于“无所统”的状态，苗疆与朝廷历史上就没有一种对话的渠道。苗疆长期被禁锢，和外界是隔绝的，自然没有什么办法与朝廷去沟通，他们与“省地”打交道只有两种方式：一是被清剿；二是在饥寒交迫的情况下就去省地“寇边”，也就是抢劫；被逼太过了就去打官府，也就是起义。而朝廷对苗疆也就是防范，只要他们不出来造反，没人去关心他们想什么，有什么要求。
难怪乾嘉苗民起义之初，清廷各级官员对起义的原因也是一头雾水，流传着各种起事原因，以至于乾隆对起义的规模和原因都产生了误判，应对上也显得迟缓和不得要领。
清王朝动用着举国之力，一边艰难地平息着这场“苗反”；一边试图解开笼罩在苗疆的这个巨大谜团。乾隆本人对于乾嘉苗民起义参加人的口供是十分重视的。早在起义爆发之初，他对云贵总督福康安、湖广总督福宁下的上谕中就指出.“此次逆苗纠众滋事，究系何人为首?其贵州拿获汉奸，亦应向其究讯滋事根由及为首逆犯是否即系石柳邓、石三保等，抑另有主谋为首之人?”“如有紧要可备解京讯问者，即派委员迅速解京，以便交军机大臣讯问起衅缘由。”一脸困惑的乾隆皇帝给那些在苗疆清剿的官员下达着战事谕旨的同时，都忘不了要他是属下一定要弄清楚，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会生产这么大的“苗乱”。
所以在这次平息“苗反”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清军的统帅攻城拔寨完都最感兴趣的就一件事—审讯俘虏，特别是“叛匪”的头目，这些头目的供词马上都要快马加鞭送到北京乾隆爷的御桌上；一些重要的头目审完还不算，更要送到京城，在刑部再审一次后再凌迟；一些征战苗疆官员的幕僚，在随军征战之余，不仅从“反苗”那里了解缘由，更是亲自走访苗寨，了解他们的过去和习俗，想弄清楚这次“苗反”的缘由。
后来，在镇压起义过程中，乾隆对于起义军的顽强坚决、互相呼应、愈打愈多的情况，感到大惑不解，又再次给福康安及四川总督和琳下谕说:“贼匪屡经官兵痛剿之后，穷整已极，何以鸭保、平陇各寨添集逆匪，尚有五、六千人之多?此系从何而来?”“此次逆匪纠结滋事，蔓延黔、楚、蜀三省地界，相距辽远，若非预有成约，何以能同时肆逆而负隅抗拒，党羽又有如此之多?…着传谕福康安、和琳于擒获活贼首逆时，将以上情节详细究讯，据实具奏。”
就是在多次上谕的指示下，平息苗乱的官员们审讯上报了大量的供单。从供单内容看，有一部分就是为着回答乾隆所提出的“何人为首”、“滋事根由”及是否“预有成约”等问题的。
乾嘉苗民起义的主要人物有石柳邓、石三保、吴八月、吴陇登等。石柳邓在战斗中著枪伤甚重”当即被清军砍首牺牲，他不可能受审作口供，因此不会留下什么“供单”。吴陇登则“因官兵攻剿紧急，心里害怕，总想要投降”，而后终于叛变投降了清军的，他也没有受到审讯录供，因此也不会留下什么“供单”。在乾嘉苗民起义的清方档案中，我们看到了起义主要领导人石三保、吴八月的供单，由于它是起义领导人提供的第一手资料，因此尽管它已遭到不可避免的修改，但从这里了解起义的原因、爆发及经过情况，还是十分有用的。与此同时，我们还发现有吴八月之子吴廷义等其他人的一些供单，也为研究这次起义提供了新的资料。
直到起义首领被俘，苗族起义的原因才被统治者真正弄明白。最先被俘的吴天半开启了苗疆苗民与朝廷的对话，他在供词里就苗族起义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上年冬天（乾隆五十九年），听见各寨都出了癫子，发颠的时候，就拖刀弄枪，要杀客民。又听说我们出了苗王，也不知是哪一个。今年正月，苗子石三保纠约贵州的苗子石柳邓、湖南的吴陇登，说苗子的田地都被客民占了，心里不甘，声言各寨的苗子都要帮他夺回耕种。所以远近各寨，都想趁机抢夺田地。上年十月间，各处苗子发癫，嚷着要烧杀客民，夺回田土。到正月十六日，石三保、石柳邓到黄瓜寨会集，吴陇登说若肯帮我们起事，还可做官”。
吴天半供词中，提出了两个主要诉求：一是要夺回田地；二是要做官。
其后，被俘的另一个“苗王”的石三保的供词中也有如下记载：
“前年（乾隆五十九年）十二月内小的侄子石由保同本家的石老审、石老岩、石老养忽然一齐发起颠来，说苗子们要做官，口里叫着要杀客家。后来各处寨子的苗子也都颠了，石由保们还说我们寨里要出苗王，大家就说是小的。到了去年正月初头上，小的也忽然发起颠来，口里不知不觉就说是天上降下来的，叫苗子辅助小的要做苗王。”
这些供词就是腊尔山苗疆千百年来对朝廷第一次提出了诉求；而审问过程就是历史上朝廷第一次和苗族头领的对话，朝廷想要知道腊尔山苗民在想什么，为什么要发动这场起义，也为他们今后的苗疆治理提供依据。过去它们找不到对话的对象，因为它们不知道谁能代表苗疆（苗寨头人只能代表单个苗寨），现在他们知道起义领袖肯定能代表腊尔山苗民的呼声，当然不会放过了解他们看法和见解的机会；而这些起义领袖虽然逃不过朝廷的惩罚，但是他们也借着这个机会反映了苗民的呼声。
这种呼声首先就是这次起义的纲领“逐客民、复故地”。这个纲领的通俗意思是:赶逐外来的汉民(其实也包括部分土著的土家族)，恢复苗族人原有的领地。纲领中的“故地”的范围没有明确的说明，但我们可据起义者的活动加以判断。苗民起义军东边攻至浦市，并筹谋泸溪与沅陵城。北面攻到酉水各码头如里耶、龙潭、王村。南面攻至锦江一线。以此可知，苗民头脑中对自己的疆域还是有个明确的范围，那就是严如熠所绘苗疆全图所辖地域。
这个地域虽然没有包括整个五溪地区，但包括了历史上苗族活跃的地区。历代以来，由于汉族文化的不断侵蚀，汉土民已经成为这个地域里的多数居民，苗族仅占少数了。(也因此，苗族义军似乎过高估计了实力，所以，他们的起义很快遇到了阻力)。
除了“复故地”这个要求以外，还有一个诉求，那就是“苗子也可做官”。
从所有苗族首领的供词中，我们实际发现，苗子“也可做官”是苗寨头人的普遍要求。因为在首要的精英人物中，绝大多数都是比较富裕的，并不愁饭吃。吴八月家里是“家里田地每年收得四百多挑谷子。”苗疆山多田少，田能收四百多挑谷子，地里所收杂粮也不会比这个数目少。因此吴八月家的田地总数也有两三百亩。在苗疆〔包括汉土民)社区中居于上层。其余的如石三保、吴陇登、杨国安等等，情况与吴八月也差不多。“如小的同吴陇登、吴八月们就算是有饭吃的，也没有什么银钱。”像他们这些苗族精英，单纯从经济上来说，可说已经过上小康生活了，何以还要冒杀头牺牲的危险?历史上的研究者也有替他们辩解说，他们是为了民族公义。然而，仅仅作这种猜测是不够的。苗族起义能够在几天中蔓延苗疆，除土地要求外，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也想“做官”。
想做官是一种通俗的说法，准确点来说，他们是想恢复苗疆原来的自治状态。原来苗疆虽然并没有统一的治理机构，但苗寨的头人还是具有很高的地位的，他们通过寨子内部的神判和苗例解决着内部的纠纷，通过合款和打冤家平衡着苗疆内部的矛盾。但是苗疆开辟后，他们虽然也是 “土百户”、“寨长”，但是上面已经有流官，还有汉百户，他们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对苗疆的控制。
这样苗疆苗民两个主要诉求“逐客民，复故地”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传递给了清朝廷，是在审判台前，由被捕的苗族义军的首领们传达给政府官员。
乾嘉“苗反“爆发时也正是乾隆嘉庆权力交接之时，在解答湘西乾嘉迷局中，乾隆皇帝是“苗乱”的平息者，嘉庆皇帝是“苗疆新秩序”的建设者；乾隆爷是老师，嘉庆皇帝是学生。他们清王朝乾嘉之交权力交接的过程中，完成了平息乾嘉“苗反”，也在积极构建着腊尔山苗疆百年安定的战后重建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