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九七年一月二日(嘉庆元年十二月初五日)，石柳邓正在寨前杀敌，清军绕由寨后冲进来了，他又转向寨后督战。双方展开激烈的巷战，一屋一墙都不轻易放弃，最后是肉搏战，敌我互相拚杀。在迭次歼灭几批进寨的清军之后，石隆寨堡陷落。石柳邓、石三保的家属被俘，起义军全部英勇牺牲，无一降者。伤势垂危的吴廷文，被吴陇登等人扛送清军杀害。仅石柳邓一人不知去向，清军官兵一时情绪紊乱，慌忙将被俘的石老乔进行拷打，逼供他父亲石柳邓的下落，石老乔连说几个不知道。清军遍山搜查，始悉石柳邓先在寨前作战，头部负了枪伤，随后听到寨子后山失守，转来参加肉搏战斗，伤重阵亡了，其首级则被清军割去，经辨认属实后，额勒登保等人才从惊疑之中放了心。

清乾隆平定苗疆图：攻克石隆苗寨

图说：此图描写平坡上清军与苗民肉搏的大场面。手无寸铁的苗民，在战马、火炮、刀箭的包围下，不堪一击。近处一位苗民双手反剪在清军士兵绳子牵引下，带入阵地，苗民的形象显然是被丑化的。

苗军最后一个据点石隆寨的陷落，标志着乾嘉苗民起义大规模斗争落下了历史的帷幕。

苗疆的大事件—乾嘉苗民起义的影响

这次起义对苗疆、对清王朝的影响同样很深远。

乾嘉苗民起义以乾隆五十二年的沟补事件为导火索，于乾隆五十九年正月爆发，大规模起义在嘉庆元年被扑灭，但起义的余波一直延续了近十年，在嘉庆十年才告平息。

但这就像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其实清中期苗疆面临的各种问题，实际上整个中国大地都在发生：人口的高度增长，贫富悬殊，进一步导致流民数量急剧加增，整个社会日趋动荡。“不士、不农、不工、不商”的无业游民，为了谋求生路，也一样涌向深山老林或海岛边疆垦荒。就这样，内地省际边区，如川陕楚交边山区、湘鄂西山区、湘南山区、皖南山区、湘赣边山区、闽浙赣交边山区，以及边疆的云贵、台湾、海南、蒙古、东北等地区，无不有流民垦殖的足迹。

陈济时《清中期各族人民起义图》

除了流向上述地区外，各地的帮会组织也吸收了大量的流民。各种帮会组织在乾、嘉以后迅猛发展，以致当时的中国社会.‘伏莽遍地”。从嘉庆元年(1796)至道光二十年(1840)四十五年间，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就有十五六起，平均每三年就爆发一次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而且往往是此伏彼起，连续不断。与以往的农民起义不同的是，这些农民起义大多爆发在流民集中的边远山区，帮会组织则充当着起义的组织者和发动者。

清中期起义中以嘉庆年间川楚陕人民起义影响最大。白莲教起义教派繁杂，斗争是由三个既有某种联系又各自独立行动的组织进行的一个“弥勒佛转世”和一个“牛八”，表示坚决“反清复明”。刘松、刘之协的混元教，宋之清的西天大乘教，王应琥的收元教，这三个白莲教的支派，都在楚豫川陕地区活动，各有自己的弥勒佛转世和牛八，反映了组织上的分散性。但它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即在宗教活动中注入反清的政治内容，从而使白莲教各教派具有推动农民起义的重要作用。此后，在河南、湖北、四川、陕西等地，民间宗教竞相传播，一呼百应，加入者日众。参加人数达40万～50 万人之多，基本群众为流民，以白莲教为组织形式，斗争区域遍及川、楚、陕、豫、甘5 省，历时9 年之久。起义军先后歼灭“专阃提镇及羽林宿卫阶列一二品者，旦二十余人”，击毙提督副将、参将以下400 多人，其中击毙陕西提督王文雄一仗，奏报呈上时，嘉庆帝批曰“垂泪览之”。为镇压这次起义，清皇朝调集16 省兵力，耗费2 亿多两饷银，元气大伤。

有意思的是，乾嘉苗民起义与白莲教起义有着某种程度的关联。

白莲教鲜明的反清性质直接威胁清王朝的统治。于是，一七九四年九月（乾隆五十九年八月中旬），清政府在湖北先后逮捕西天大乘教教首宋之清美等一百多人。十月四日（旧历九月十一日）又在房县石岭沟捕获收元教教首王应琥等数十人。在河南，西天大乘教的主要首领宋显功、高成功、张思瑶等也相继被捕。十月上旬（九月中旬），清政府在陕西捕获三阳教老教主刘松及其子刘四儿。十一月，在安徽逮捕了三阳教的“牛八”王双喜以及教首刘之协的母、兄、妻子等数十人。三个月之间，白莲教支派各组织几乎全部遭到破坏，其主要教首除刘之协等少数人逃脱外，大部分被捕。著名首领刘松、宋之清、王应琥、齐林、樊学鸣、宋相、伍公美、萧贵、谢添绣、韩陇、刘四儿等全被处死。王双喜被发遣黑龙江为奴，后被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