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多数苗寨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强调隐蔽性，强调利用大山逃生的便利性，强调凭险抵抗的自然优势。这种特点，显然是逃避追杀、盘剥和奴役的群体意识铸就的，是山地生活经验、避险经验共同作用形成的。这同一两百年前，苗族持续遭到的野蛮驱赶和残酷杀戮，是一种直接的映射关系。
苗寨选址活动中所出现的以姓氏或姓氏结盟为纽带的苗寨群，透视出了苗族在缺乏安全感的历史上，具有较为强烈的聚合愿望和主动谋划。
除了难以克服的大河深谷外，更重要的是一只无形的手：瘴气。在中央政府控制西南的长期努力中，事实上主要的困难一直来自环境，而不是当地人
因瘴毒致死对军队士气影响极大，自秦汉以降史不绝书。秦兵在岭南大败，因疾病而死的可能性远大于战死。吕后发兵击南越，因气候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过五岭作战；东汉名将马援屡征南方，但最终也因病死于征武陵五溪蛮之战。1077年，宋军十万人南下战于交趾，“中原人不习水土，加时热疫大起，于是十万大师瘴疠腹疾，死者八九”。腊尔山苗疆瘴气的厉害，也使后来征战苗疆的清兵吃尽了苦头，队伍大量减员，两任军队统帅都死于瘴气，这是后话了。
清乾嘉时期的朝廷幕僚严如熠在《总论苗境事宜务为筑堡议》中写道：“…又溪涧之水，夫马既多，腥秽不可入口。其泉水稍清洌者，俱为岩浆，极寒，败人脾胃，兵役饮之，水土不服，多生疟痢二疾，或痨黄肿，四肢无力，地势使之然也。”严如煜在《边墙议》中还写道：“苗人所居之险，猱崖猿壁，非人迹所能到。外间劲旗，扳援一峻坡，已喘息不能行动，安能与之追蹑？”
而苗人在这种险竣的山地又表现如何呢？《乾州厅志》的记载：“而苗人走崖谷往来如猱，或明东暗西，堤防少疏，一营有事，数营震动矣。”所以在这种地势下，外来的军队水土不服，行动都困难，而苗人则如鱼得水，自然谁弱谁强，一目了然。
苗民动员—苗族头人的“发癫”
腊尔山苗疆苗寨头人通过多次“合款”达成了苗疆起义的共识，首要任务就是动员全体苗民。但腊尔山苗疆“生苗区”地域界限为“经三百里、纬百二十里、周千二百里”,幅员辽阔，怎么动员？勾补事件后朝廷对苗民的聚集控制很严，苗民还从来不会开动员会，没那个习惯；苗族也没有文字，连宣传品也没办法发。
但腊尔山苗族也有自己的动员办法，那就是“发癫”。
所谓“发癫”，又叫登仙、跳仙，是苗疆流行的一种古老巫术。据说人一旦发癫，就能通神，具有无边法力，能知道前世今生。发癫的人又蹦又跳，口中念念有词，苗疆普遍的贫困和难以为继的生活，以及长年的积怨，使整个苗疆都极易被这“发癫”所暗示，产生出快感和勇气，跟着也发癫。
“发颠”与这一地域盛行的“巫鬼”崇拜的习俗有密切关系。由此可以看到，同样是普遍流行在西南地区的万物有灵崇拜，在湘西的“红苗”中，信奉巫术和鬼神的现象尤为明显。因这一支系的苗族“苗俗尚鬼”，巫师的存在显然是十分重要的。“发颠”可认为是在巫术仪式中常见的“灵魂附体”。“红苗”苗寨巫师在其日常生活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故一旦面临战争，其组织者就频繁利用“发颠”这一巫术形式来达成动员和组织民众的目的。
千百年来，苗疆巫风盛行，几个苗寨头人乃至几个苗寨的苗民“发癫”也是司空见惯，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这次不同，沉寂了几个月后这些苗寨头人的“发癫”的后果却显现出来了，惊天动地，很严重：整个苗疆四十几万苗民，先后有二十多万相继揭竿而起发动起义（清朝廷称为乾嘉苗乱）。
就这样乾隆五十九年十到十二月，首先永绥厅黄瓜寨寨长石三保发起颠来，自称神仙下凡，是“苗王”，要人辅佐他当“王”；接着凤凰厅平陇一带“发癫”的人成风，他们都说寨里的苗老司吴八月是“吴王”；松桃厅大寨营百户石邓柳发癫支持石三保，松桃厅还有个著名的“登仙”大师仙娘石幺妹和石邓柳一起带动群众“发癫”；凤凰厅鸭保寨副百户吴登陇早就是联络人；凤凰厅苗民吴添半发癫后领导麻苏寨苗人跳神练武；凤凰厅米坨苗草医龙犹也通过“发癫”带动了很多苗民；乾州厅吴庭举也是这样将三岔坪一带的群众发动起来了。这样一传十十传百，苗疆各地苗民都被“发癫”动员起来了，而“发癫”运动一直波及到保靖、古丈、泸溪等县苗区。
当时苗寨寨长（苗区一般二十多户为一寨）首先官了，苗老司、仙娘、苗医都是苗族的文化人，这些后来成为起义领袖的苗族头人就是这样通过“发癫”完成了整个动员过程。
苗无统领，所以无王。但在苗族社会中，对于深孚众望的苗族领袖人物，民间都喜冠以“苗王”之尊称。而“苗王”一语最早就可能出现在湘西方言的苗族支系中。
在苗民最初的举事过程中，几乎都是通过“发颠”这一形式来号召和组织民众的。石三保被捕后的的供词中这样说道：“小的原是黄瓜寨的寨长。前年十二月内，小的侄子石由保，同本家的石老审、石老岩、石老养，忽然一齐发起癫来，说苗子们要做官，口里喊着要杀客家。后来各处寨子里的苗子也都癫了，石由保们还说他们寨里要出苗王，大家说是小的。到了去年正月初头下，小的也忽然发起癫来，口里不知不觉就说是天上降下来的，叫苗子辅助小的要做苗王…”
这些苗民的起义领袖，在起事前，有的原来是官方委任的“苗百户”（如吴陇登等），有的是家产殷实人家（如石三保等），有的则是寨老。总之，这些人平时在民众中就具有较高的威望，有的相互之间还有血缘联系，平素往来密切。在其后的苗民起义过程中，起义队伍的多寡也几乎都是依头领威望的大小而经常发生变化，他们之间也没有必然的统属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