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腊尔山台地的生存环境，外族难以适应，且易守难攻。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序》对苗族（槃瓠子女）的居住环境特点总结为“好入山壑，不乐平旷”，这真不是事实。苗族的山居特点是历史形成的，是被中央王朝驱赶的结果，同时又是苗族对所处恶劣生态环境被迫适应的结果。当苗族被迫进人武陵山区时他们发现，面积不大却和平原地区一样适于耕种灌溉的坝子已被先期进人这一地区的汉民和土家所占据，留给他们的空间只有深林密符，尚未开发的崇山峻岭。尽管那些地方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陌生的世界，环境异常恶劣，但为求生存，他们已别无选择，于是按支系分成无数小的群体，携带家口，深人祟山密林，各觅生路。

统治者对苗族采取镇压、封锁、隔离政策，加以修建边墙、构筑碉卡，禁止汉族与苗族交往，以及对苗民施以武力等手段，将苗族困囿于深山之中，这使得明清苗族的山居特点更加明显。

史籍中有关苗族山居的记载俯拾皆是。如《苗疆屯防实录》中即说:苗疆(指湘西、黔东北一带)“统计周围一千里内，环苗地二千余寨，…多系依山傍岩居住，鲜有平坦之地”。《黔书》中云:花苗“散处山谷间，聚而成村…架木如鸟巢。”地志资料中亦称苗族“喜居高山，以种玉蜀黍为业。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他们对独立自由的向往、对其他民族尤其是汉族的怀疑，也使他们与山区结下了深深的情缘。

苗疆山势险峻，在军事上成为易守难攻的天然屏障。

以苗疆腹地著名的天星山为例，天星山东离乾州城45公里，南距镇筸城55公里，地处僻险，堪称苗疆之最。《五溪蛮图志》载：“寨最高险，生苗巢穴也。”清朝辰州知府刘应中的《平苗记》也称天星山为最险。

天星山奇险，首在高险，孤峰独耸，高出云表，地方志谓“高约四十丈，周围千余步”。天星山海拔并不高，不过758米，然从谷底垂直高耸的高度竟高达300余米，山势峻险，“周围如削，石壁千寻，上广下敛，形如张盖”，地处两条深涧之交，幽涧旁起，左为官母溪，右为鱼井溪，两涧呈人字形发散，逶迤十余里，偏北又有小天星山相连，双峰并耸，绝险相等。自古天星山上一条道，《辰州府志》说“惟近北处稍有层级可以梯登”，这条峤道越过小天星山，沿着官母溪南侧山脊径直可通早齐苗寨，宽不过40公分，几乎是五步一曲十步一折，绝大多数路段不是錾凿出来，而是将就山体凹凸层层垒石而成，结构松散，稍有不慎，就会顺着滑石坠入崖谷。

天星山古苗寨-早齐苗寨，房屋也是修成碉楼性质的，以便便于防御。

康熙王朝三次对天星山费尽机关大举用兵。康熙二十四年，因补顶寨红苗反抗，攻击镇溪所，引发了清廷首次大规模征苗。湖广总督命辰州左都督郭忠孝为总统，以分巡道王舜年为监军，知府刘应中为督运，统领辰州、长沙、常德各协官兵和永顺、保靖土兵数万，进山追剿，专辟泸溪至地良坡粮道。经地良坡之战后，苗民被杀2000多人，最后退守高险天星山，在山上砍木为城，挖窖避炮，泥崖防火。官兵于天星山对岸东山和西部山梁设营置卡，严密堵截，列炮环攻。围困对峙近两月后，清军不得不以招抚而善终，万余被抓苗民得以全部释放。前面我们在辰州知府刘应中苗疆游记中说过这事。

再有就是苗疆开辟的时候，康熙四十二年，镇筸红苗暴动，出击麻阳、泸溪诸县。湖广提督俞益谟，奉命与尚书席尔达、总督喻成龙、巡抚赵申乔、总兵雷如等，督师进剿，诸苗仍以天星山为嵎负固抵抗。清军分四路堵控，在小天星山顶挖沟筑墙，炮攻天星山。相持数月，希尔达亲率大军开道而上，最终攻破山顶寨落，坚守阵地苗民惨遭杀戮的达4000余人。清军由此征服苗寨300余座。

朝廷征剿得多了，苗疆各苗寨的设置也很有讲究。某个区域的苗族，或某几个家族、姓氏的苗族，为了增强共同抵御外部侵扰的能力，而围绕某个坝子或是山体，形成一种相互策应、相互支持的寨子群。例如，苗疆永绥厅、乾州厅所里集中的吴家苗族群等，都属于这种情形。

腊尔山苗寨的防御碉墙比比皆是，与朝廷遍布苗疆的边墙和碉卡遥相辉映，反映着当时紧张的民族关系。图为天星山苗寨的碉墙。

而且很多苗寨的设置都考虑到进攻，或退守，或隐匿的便利。

松桃磐石镇四龙山苗寨苗族是雍正八年迁来的，当时清朝实施赶苗夺业政策，苗族人被迫离开家园，沿着一条小溪往四龙山深处迁徙，到这个地方后，想安顿下来，就在山脚烧起一堆火，然后爬到山顶去观望，看是否可以在之外看见火烟子冒出，结果证实在山外无法看见四龙山山谷燃烧的烟子，他们就在那里定居下来，繁衍下来。这样的苗寨考虑的是藏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