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雍正年问苗疆被清清王朝“开辟”之后，这种血族复仇的习俗依然没有改变。

如乾隆初湖南《永绥厅志》载同知段汝霖《永苗风俗十条》亦云:

苗人有深仇夙怨，即打冤家，即定例所云穴斗也。椎牛酿酒，邀请亲朋，或数十，或百余众。至，告以故。碗酒脔肉，即许以捐躯，谓之帮兵。临发，插纸旗，击竹筒，摇铜铃，祭飞丧鬼、口舌鬼、四官鬼、街邻鬼。祭毕，执旗以行。彼家闻言，亦请帮兵以待。两兵相望，先放火枪。苗妇随后接枪注药，以候再放。苗人各舞长杆枪以进。如不胜，则弃枪拔环刀，短兵相接。又不胜，则收刀持匕首，扭抱相戮。苗人轻生，死不足惜…其有被伤死者，尸亲即掩埋，不肯报官，官验则动鬼招祸。计两家所死之人，除一命一抵外，余者为人命，议牛马财物以偿之，谓之倒骨价。其数亦视凶手之贫富以为差等。富者自三百三十两，至五十五两止，贫者从四十四两减至二十二两止。

爱必达《黔南识略》载:红苗，“雀鼠微嫌睚眦小怨，辄聚众持械，一日成仇，累世不忘，名为打冤家…多以吃血解。或因本人吃血难凭，则指名其亲族某人吃血盟誓，名为点血。延巫请神监之，大则宰牛狗，小则用鸡猫。吃血后，永无反复，苗俗尚鬼故也。”

清代《苗蛮图》打冤家图（九名九姓苗）。

当时的朝廷幕僚严如熠《苗防备览风俗上》详细记叙苗人“打冤家”之俗，非常典型:

非排解得宜，则雠仇不已。或强弱势悬，则植木为志，累世必报。谚云:“母苗仇，世不休”。力势既均，遂酿酒稚牛，邀集亲党执械穴斗，名“打冤家”。亲朋或数十百偕至，告以故，饮食毕，即许以捐躯，谓之“帮兵”。两兵相望，先放火枪，苗妇随后，接枪注药。放枪后，各舞长杆枪以进，不胜，则更拔短刀相接。又不胜，则匕首纽抱相截。官弃遇之，婉转调劝始散。其被伤死者，即行掩埋，不以告官;官知而往验，亦不告以葬所。两家战斗之后，计尸以相抵。除一命一抵外，多尸者为人命，则索牛马财物以偿，谓之“倒骨价”。其价则视凶手之贫富以为差，富者自三百三十两至五十五两止，贫者从四十四两减至二十二两止。其中老牛、瘦马、破衣旧物俱可抵算，盖缘苗人重财物轻生命。其主盟之人曰背箭，和处之人曰牙郎，又曰行人官。斯上者不依苗俗，必欲抵偿，则杀一人即添一仇，死者之子若孙，植树墓旁以记其恨。转相仇杀，滋蔓无已矣。

当然，苗疆内部打冤家有时也并不是那么搏命。因为按照苗例，每次“打冤家”之后的善后事宜中，双方都要计算损失，伤亡严重的会获得经济上的补偿，在“打冤家”过程中死亡人数多的一方会获得另一方经济上的补偿（通常是赔牛羊等物），“余者为人命，议牛马财务以偿之，谓之倒骨价之数。”这种“倒骨价，亦有贫富之别。据乾隆《辰州府志苗蛮》记载，在清初的苗人中，富者被杀，偿银55两至330两，贫者被杀，只偿银22两至44两，拿不出银两偿还，用物作抵。苗族社会很看重这种补偿经济，因此这种苗例又保证了在打斗过程中很少伤及对方的性命。

三是苗人还特别能打仗，不怕死，难以制服。

对此，严如熠在他那篇《边墙议》中写道：“他省近边夷人，以弓弩为武器，易为遮御。苗人本寨好打冤家。苗人五六岁即习鸟枪，种山赶场，寸步不离。”严氏还说苗地向产土磺、洞硝，苗人配制火药的技术“精于内地”，“放火器非诸夷所能及。”关于苗人的战术，严氏写道：“我军施放火炮，彼则挖坎伏避；即不能避，而三五分队，中毙者亦少。”为让官军高度重视苗人的战术，《苗防杂识》在印证了严氏的记述后写道：“（苗）遇敌必先择土坎岩窠，伏身暗中，放枪后，即从莽草中退十余步潜避他所，以防反击。”它的结论是“苗人火枪最难提防。”

腊尔山生苗地区的民风强悍，习于争斗。严如煜说：苗地生产条件较差，丰年不过是混个肚子饱,一旦遇到灾荒,弱者鬻子女以换斗升之食,强悍者则结伴四处抢劫,故同时，有“苗疆五年一小乱,十年一大乱”的说法。“苗人所居之险，猱崖猿壁，非人迹所能到。外间劲旗，扳援一峻坡，已喘息不能行动”，苗人则如履平地。苗地向产土磺、洞硝，苗人配制火药的技术精于内地，苗人五六岁即习鸟枪。还有“伏草”、“捉黑”、“护客”、“拳牛”、“比马”等习惯，都是强悍、好斗的表现。

苗疆苗民千百年来就被陈为“蛮夷”、“蛮匪”，官府“剿匪”杀人，既可随意牵连无辜，挨打受气，就更不是什么稀罕事。人生充满艰辛，人们必须从小就学得求生的勇气与本领。长到六七岁，女孩便得习针线，带弟妹，洗衣煮饭打猪草，男孩必须学会挑担、砍柴、爬高树，临悬崖，经历种种危险，比较谁更勤快、胆大、溜麻（机灵、迅捷、熟练之意）。就连孩子间的打架斗殴，得到家长和周围舆论支持的，照例不是弱者而是强者。在现代文明社会看来，也许是一种野蛮教育，殊不知在腊尔山苗疆，这就是生存的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