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民的实力—打猎、打冤家和“无统纪”

冲突即将来临，朝廷在苗疆的军事力量又是怎么样的呢？双方的力量对比怎么样？先看乾嘉苗变发生前苗疆苗民的情况。

腊尔山生苗区有多少人历史上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后来的苗疆研究者根据史料作过大致的推算：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凤凰设厅清编户口时，“厅属红、黑、花苗三百一十四寨，计六千五百八十五户，男妇三万一千二百二十一口。这个数字是经过康熙四十二年清王朝“武力开辟”，即大屠杀后的数字，而据说这次“开辟”屠杀了苗民近五千人，若以凤凰、乾州、永绥、松桃四厅来看，凤凰苗民历来少于永绥，但多于乾州和松桃，这样粗略估计明末清初腊尔山苗疆生苗大概在二十万人左右，包括附近地区的苗民应该有三十万左右。

这是清初康熙年间的统计数据，但我们别忘了，这是清朝“在编”的数据，苗疆仍然有很多偏僻的苗寨苗民不在编，这部分苗民到底有多少已经无法揣测了。到了乾隆末年经过一百多年的人口增长，苗疆苗民的人口又有一定增长。多少？应该有四十多万。

当外来的暴力危及苗族生存之时，苗族人民总是一呼而起，拼死抗争。因此“苗倾巢为变，众数十万”，男女老少，人人参战，千里苗疆，全民皆兵。怪不得后来清廷惊呼此次“聚结滋事，蔓延湘黔川三省边界”，是“预有成约”，所以“党羽”才有“如此之多”。

考虑到苗疆苗民遇到反抗时全民皆兵的实际，把能动员的苗民估计为三十万是有道理的。

那么这么些苗民的武力怎么样？他们有能力打仗吗？当然有，苗民的生活中在 这些方面是需要武力的：

一是谋生，他们需要打猎。

苗族从五溪迁徙后，形成“高山苗，水仲家(布依族的旧称)，仡佬住在石旮旯、“客家(旧指汉族)住街头，夷家(布依族旧称)住水头，苗家住山头”、“汉族占街头，壮族占水头、瑶族占将头、苗族占山头”的立体分布格局。苗族往往都住在高寒山区的崇山峻岭中。苗族因地制宜，除有条件，继续发展稻田农业，在气候温和的湘西及黔东南地区还于田中养鱼外;他们设法开垦出层层梯田梯地，扩大了耕地面积。

生苗靠“刀耕火种”广种薄收，实际上很难满足基本的食物需求，往往还需狩猎、采集或畜牧才能填饱肚子。

苗疆处于深山老林，狩猎就是重要的食物来源，而狩猎也使民族体质锻炼得勇猛、骄健。地方史志对苗族也有以下描述：“好打猎，枪发百发百中”，“好猎猛兽，善用火铣，发则多中;制药伏弩，中则立死”，“不畏烟瘴:善制弩箭，除毒蛇、制猛兽”，“苗人好猎，善用鸟铣”…苗用鸟铣，多以铁条为弹，长寸许，视口门为大小，著身伤人最易及骨”，“性剿悍，善击刺，出入必持枪弩”。

明成化 沈瓒 《五溪蛮图志》 猎兽

清代的苗疆社会狩猎业的普遍，自然又造成了打猎工具的普及，如刀、弩、枪之类。例如刀，苗人男子人手一刀，桂梅虞衡志言:“苗中儿始能行，烧铁石烙其跟踉，使顽木不仁。故能履荆茨根木卉不伤。儿长大，炼钢以为刀，终身用之。试刀必仰刃牛项下，以肩负之，一负即殊者，良刀也。”

又如弓弩，“弩名偏架，以一足撅。张背手传矢，往往命中。”3苗人尤精火枪，“苗人鸟枪制作极精，将铁筒车数次打磨光溜，稗子出无滞。子堂引门俱有法度，酮硝山矿处处皆产，用暴木灰和之，其烟白易然，见烟则子己到，能远及数十丈之外。”

清代《苗蛮图说》铜仁红苗图载同类相闻俱放鸟枪

乾隆时的《百苗图》成书之际，湘黔边地区有不少地区才刚开辟设置，一些生息在边远山区的各族居民尚完整地保持着传统的狩猎采集类型的生活方式，在《百苗图》成书时代，它却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生计方式。所以外面能够看到《百苗图》中涉及到渔猎生活的许多记录。

清廷镇压乾嘉苗民起义时，对苗人刀枪众多，武器精良，深感疑惑。在审问苗民起义首领吴天半时还特意问及此。“问:鸟枪火药从何得来?这不是早己备办么?据实供来。据供:湖广、贵州各苗寨，都在万山里居住。苗子穷苦，向靠打牲为业，苗人各制有鸟枪。寨碉内向出产硝斤，煎配火药，预备打牲，俱不在官禁之内，所以我们都有火药。至于刀矛是我们苗子自幼携带，也是预备打牲的，并预备野兽的。”

湖广总督德沛在乾隆三年的“奏陈苗疆事宜七条”的奏折中也说:“查苗瑶各有环刀、草枪，最是坚锐便利，出入必佩，风俗如斯，难以骤改。”刀、枪平时是生苗狩猎工具，一旦起事则又是军事武器。这是明清数百年苗“乱”如麻的一个很重要的客观物质条件。

二是解决“九世仇”的方法，就是打“冤家”，打冤家靠得是武力。

苗族有“九世仇”的观念，任何仇恨都可能延续九代，可能你已经忘了，但别人通过刻木或者植树把这个仇恨记了下来，有一点小事做引子，就会造成“打冤家”。所以外人不了解为什么苗族“睚眦之隙遂杀人”。

苗歌云：“月下蹋歌头上花，插柳避人为爱他。固麦呵交寻常事，我郎不怕打冤家。”，这里苗语“固麦”是吃饭的意思，“呵交”是饮酒的意思。可以看出打冤家在苗家是常事，通常打冤家既是两家之间的仇恨，也是两寨之间的仇恨，任何人都必须站在自己寨子这一边，否则今后你的生命就没有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