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由于千百年来一直处于被驱赶、被清剿的过程中，历来是没有什么政治抱负的，他们不像蒙古族，满族不断地整合着自己的力量，与中原进行着战争和土地的争夺，乃至最终入主中原。苗族连走出去的想法都没有，所以他们没有对自己内部的力量做任何整合，没有政权、没有军队，他们总得来说还是平静地在边墙内过着自己的生活，但自然环境的恶劣，物质的匮乏，也免不了做些抢劫和“寇边”的勾当…
经过宋代到明清的开辟疆土，军事分割，苗疆已经被切成若干小块。而明朝苗疆边墙的修建，把凤凰东南、乾州东南，古丈东南及泸溪、麻阳一带的原熟生苗的地带变成了熟苗，湘黔苗疆只剩下了腊尔山台地。
腊尔山红苗从富饶的平原被赶到这样环境恶劣的地方来的，被禁锢在高寒山区的腊尔山台地。站在腊尔山台地往东放眼望去，东边已经没有了苗族栖身的地方，那里的苗族居民要不举家西迁，要不被同化，已经没有作为一个民族的存在；而往西，往南，在云贵高原散布着已经被切割的大大小小的苗族聚居地，以及还在川流不息往西迁去的苗族迁徙队伍，有的已经到了越南、缅甸和尼泊尔。
所以在腊尔山台地，腊尔山红苗在这里展示了他们的血性，这个被迫迁徙崇山峻岭之间的民族，面对历代汉族统治者的武力征服，不能不为自身的生存作困兽之斗。
现在我们看看乾嘉年间这些创造苗族历史的主要头人。
石三保，发起人。如果说乾嘉之交苗疆已经是一块铺满干柴的土地，那么石三保一定是点起这场大火的主要牵头人。
石三保乾隆十一年（1746年））出生于永绥厅雅酉汛黄瓜寨一个苗族农民家庭。父亲石宅爷、母亲吴包柳早巳过逝。他一家五口，除夫妇二人外尚有三个儿子(石老右、石满宜、石老宜)他们终日务农，兼以狩猎，家境一般。黄瓜寨隶属于水绥厅；位于湘黔交界的群峰之中，海拔一千二百多米。这里只产包谷和小米，地瘠民穷。石三保一家世世代代就在这里刀耕火种为生。常年的狩猎练就了他一身过硬的功夫，刀、枪、矛、弓样样精通。石三保擅交友，他为人正直，武艺娴熟，勇猛刚强，在邻近寨落的百姓中享有权高的声誉，被公推为黄瓜寨寨长。上面已经说过，当时要成为苗寨的寨长，既要得到朝廷官员的认可，也要得到寨子苗民拥护。
石三保成为乾嘉苗民起义发起人有两个最重要的原因：一是勾补事件发生地离黄瓜寨仅仅十多里，勾补苗民的遭遇就发生在石三保眼前，对此他一直耿耿于怀，在他心里播下了仇恨的种子一直在发芽，最后导致的爆发也就不足奇怪了；二是石三保与许多苗寨的头人具有血缘和亲近关系，石三保与石柳邓、吴八月、吴陇登等人原来都是亲戚关系。石柳邓与石三保是叔侄关系;吴八月的母亲与石三保的妻了是远房姑侄关系，故吴八月与石三保是姑表兄弟;石三保的妻了又是吴陇登的堂侄女，故石三保又是吴陇登的堂侄女婿;石三保与吴八月是同辈，石柳邓、吴陇登则是长辈。由于这种亲戚关系，他们在平时或节日喜庆之时是常互相往来的。吴陇登是当地强虎哨的副白户，石三保是黄瓜寨的寨长，吴八月“家里的田地每年收得四百多挑谷了”，说明他们都是当地苗人中的上层人物。
石柳邓，主要领袖，打响第一枪，少数打到最后的领袖之一。
石柳邓于乾隆二年（1737年）出生在贵州省松桃厅大塘汛大寨寅一个苗族农民家庭，儿时家境贫困，只有少量土地，生计艰难。他父亲于农事之外，还得编草鞋出卖来勉强糊口。到起义前，他父母已经去世，全家共有夫妇二人，三个儿子，两个儿媳妇和一个孙子，由于劳动力多，勤俭持家，生活较前宽裕。
石柳邓参与发动起义，是从联系他的姨表弟石三保开始的。石三保与石柳邓家相隔五、六十里。两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比较善于交际，他们在发动起义过程中主要是利用各地赶场的机会，秘密联系群众。苗疆的场集，一般是五天一场。各地场期互相交叉，差不多每天都有场可赶。石柳邓、石三保装着赶场模样，今天赶这场，明天赶那场，走遍了苗族地区大小场镇，同苗民广泛接触，发动了大量的群众。
“苗王”—吴八月，苗族第一个政权的创立者。吴八月生于雍正六年(1728年)，凤凰厅平陇人（此地当时属凤凰厅地，后划给乾州厅，即现在的吉首市）一位普通的苗族农民。
吴八月原籍凤凰厅杉木寨。八月幼时随父迁居平陇，无甚家产，仅靠其父子兄弟烧炭抬轿挑脚维持生活。他访得龙牙半冲石老喜武艺高强，便前往拜师。石师傅将平生所学，尽传八月，且又教他学汉文，学苗老师“巴得雄”。吴八月成了他最得意的门生，并将吴八月入赘做女婿。八月不仅继承了石师傅的全部技艺。
石老喜辞世，吴八月回坪垄居住，生有4子，长子吴廷玉，次子吴廷英，三子吴廷礼，四子吴廷义。后来，人们把吴廷礼称作长子，其余依次后推，意指才干而言。吴八月教会4个儿子读书识字。在起义的领袖中，吴八月和他的儿子属于文化程度较高的人，这让他在起义的过程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乾隆皇帝恨得咬牙切齿的起义领袖—吴天半。
吴天半朝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生于腊尔山苏麻河，起义发生时才二十三岁，和其他苗族起义领袖们往往有点家业和地位不同，吴天半就是个普通的苗族青年，刚娶妻，尚未生子。
乾嘉苗民起义与很多其他农民起义不同，从勾补事件到起义发生，酝酿了八年之久。也正是这八年时间，让湘西苗民在谋划、组织动员、军事上有了充分的准备。
勾补事件在腊尔山苗疆引起人们的义愤，人们已经压抑不住心中的怒火，盼望着有人起头造反。苗族头人 被杀彻底激起了他们的民族公愤，纷纷打算揭竿而起。
腊尔山红苗历史上是比较有血性的民族，腊尔山红苗的头人也由此阅历见识都比较广。自明太祖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年）到清乾嘉时期，苗民起义多得难以计数，其中明代就有15次，平均20年一次；清康雍乾时期10次，平均15年一次。以往起义失败的教训使他们认识到，仅一寨或数寨而起，等于送死，只有相互邀约，整个苗疆同时揭竿而起，才能奏效。当时的苗疆内部也是“不相统属”的状况，说得简单点，就是没王，要统一起来造事并不是件简单的事。
勾补事件中石满宜等人的死，引发了苗民的愤怒和躁动。如果说勾补事件是乾嘉苗民起义的导火索的话，还得有人把这根导火索点燃，这个人就是石三保。
关于乾嘉苗民起义的酝酿过程，我们现在只年从起义军被俘人员的供词中了解一个大概了。
百户杨国安在“供词”中提到:乾隆五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往鸭保寨赶场，顺便到百户吴陇登家闲坐。吴陇登告知，正月二十四日有贵州大塘苗头石柳邓等，约同凤凰厅米培寨苗头陇犹也到吴陇登家商议起义之事.吴陇登起初不允，石柳邓等称要烧他的寨子，其子吴老管等才被迫允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