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各种方式处死的还有：石隆后等十二人当场被打死；多人被火烧、石压，尸体残碎，难以辨认；龙老九等十五人以“同恶相济”罪被斩立决，传各寨枭示。石老当、龙老京以“谋叛未行”罪。“绞监候”，秋后处决。

他们的亲属被分配为奴或发配远方。石满宜妻龙氏,4个女儿等以“缘坐”罪，解部给功臣之家为奴。石老贵父石老孔、石老谋母吴氏、石老那母龙氏，“虽均年逾七十，但系叛犯父母，应照律流二千里，仍依名例迁徙安置，不准收赎。

麻老党等十四人以“谋叛未行”罪，杖一百，流放三千里，遣送伊犁，给种地兵丁为奴，仍和妻发配。

石老寅、石老观、龙老忙等十二人均是石满宜等族邻，以“知谋叛已行而不首”罪，迁徙安插。

百户傅有德，以“失于查察，咎无可详”，于犯事的地方枷号三个月。

“逆苗房屋已经焚毁，田产例应入管。”

不论怎么样，仅仅因为一起普通的劫夺事件，60多人丧生，另100多人妻离子散，这件事在苗疆影响很大，引起苗民对朝廷的普遍仇视。

苗族的九世仇—小隙必究、大仇必报

由于勾补事件发生在乾嘉苗民起义的前七、八年，这次事件对乾嘉苗民起义的影响得到大部分人的认同，包括朝廷方，苗民和后来的研究者。

因为他们都知道苗族的又一个习俗：细隙必究，九世仇。

苗疆没有统治者，没有丨警丨察。有人会问了，照这么说苗疆生命都没保障了，随便就可以杀人放火了？不是，随便杀人的后果很严重，面临一种世仇的局面。杀人不光可能面临抵命的惩罚，还可能造成寨子间世世代代的仇恨。

由于苗族人的“九世仇”观念，任何人都可能与其他村寨中人有仇。因为这仇可能来自九代之前，自己虽然记不得了，但别人却通过刻木或植树将数百年前的仇恨铭记在心。遭到仇家的攻击，成为一种不可预期的事。只要一点小事做引子，即可能引发“九世仇”

这就是血族复仇，也称为血亲复仇。一个氏族、部落或宗族、家族的成员受到外人的伤害时，与受害者有血缘关系的其他成员会认为，这种伤害是针对他们全体成员的，于是就会群起向对方氏族、部落或宗族、家族进行集体报复，对方氏族、部落或宗族、家族的每一个成员都可能成为被报复的对象。这种血族复仇往往以同等方式进行报复。如对方杀死我群的一名青年男子，则我方也要杀死对方的一名青年男子等。

明成化 沈瓒 《五溪蛮图志》 仇杀

苗人的九世仇，早在宋代就已有记载。宋代朱辅在《溪蛮丛笑》中记载包括苗族先民在内的五溪地区夷人时就说:“夷性好杀，一语不合，便剚以刃，白一十年必报乃已，名雠杀。”明代田汝成《炎檄纪闻》卷四“蛮夷”条载:苗人“睚眦之隙，遂至杀人。被杀之家，举族为雌，必报当而后已，否则，亲戚亦断断助之，即抗颈不悔。谚云:‘苗家雠九世体’。言其不可居解也。”明万历年间，谙熟苗疆事务的田汝成也有记载称:“(苗人)睚眦之隙遂至杀人，被杀之家，举族为仇，必报当而后已。”可见，世仇当为命案。

清代，典籍中有关对苗人血族复仇的记述更多。如，毛奇龄《蛮司合志》载:苗人“好雠杀，操戈群行，报复不已。谚有曰:‘母雠苗，世不体。”。

清顺治年间，曾为内弘文院侍读学士方孝标的弟弟方亨咸任职刑部时，曾进入腊尓山苗疆查案，留下了相关记载:“彼中自相仇讐者甚多，至不解以及世。若世仇，不独怨家之子弟，即戚串及同寨者，皆不得径仇我者界，径必维系之。先饮以饮食，勒尽饱，继缚其手足，捶楚备至，令殆而尽吐其食，乃止。以长木系其颈，械其足，使旁寨人通闻其家，令备牛马以赎。…或怨家赎不如期，不如数，则毙之。其人毙，则怨家倍所赎牛马之数以偿。”

陆次云《垌溪纤志》载:苗人“睚眦杀人，报雠不已。故谚曰:‘苗家雠，九世休。”，同书“仇杀”条还载:“苗人不忘九世之仇，往往相杀无已，惟恃流官开诚劝谕，能为息争。”

清代龚柴《苗民考》载苗俗:寻旧恶睚眦之隙，动至操戈，非及时排解消释，往往相寻不已。或强弱悬势，贫富不敌，蓄愤积怨，暂时不报。侯势力相敌，怂愚有人，遂纠众执械，拚命奋斗。纫牛革为甲，戴铁兜琴如拔，约集党类，劳以碗酒块肉，即以死报，虽伤杀无悔。无行阵队伍，彼此伏土堆石块后，以鸟锐相击，或执枪杆蜂拥而前。一人受伤，余众俱散，遇有人命，即行掩埋。

以上记载说明:清代及以前苗人是颇重视血族复仇的。参加复仇的除怨家外，可有“亲党”、“戚串及同寨者”，即举族参加，称为“打冤家”。只有在得到杀人抵命或以牛马财物赔偿即所谓“报当”后，才可善罢甘体。

清朝廷和当地官员都深谙苗族的“九世仇”习俗，实际上在勾补事件后几年，他们都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着后续发展。

《高宗实录》在谈及乾嘉苗民起义有这么几段话：“前此勾补寨苗民石满宜抢劫抗拒一案，亦只歼诛首恶，并未将其党羽概行查办，少有株连。此次吴半生、吴陇登、石柳邓、石三保纠众滋事，肆行不法，延及贵州铜仁、四川秀山地界。”“福康安前奏，讯据生擒贼匪供称：“此次石柳邓、石三保等纠众起事，系为石满宜报复”。石满宜系五十二年勾补寨抢劫抗拒匪犯。查办未久，又有苗匪滋扰，可见上次办理未经搜扑净尽，恐数年后又启衅端。”乾隆看出了乾嘉苗民起义和勾补事件联系，但是他认为是在勾补事件中朝廷不是太过而是太软，为牛贩子丢失的一些财物。

“查黔、楚苗人同时生变，均系石姓，必有勾结情事…今福宁奏，黔、楚苗人同时生变，系石姓暗中勾结，果不出朕所料。”乾隆已经事前料到的了“石”姓可能的谋反。

《凤凰厅志》明确指出了“乙卯（乾隆五十九年）之乱已胚胎于此：“勾补未滋事之初，有贩牛客驱牛过其地。苗窃去，客讼之，官令百户稽办，苗外委查缉，百户等借以索诈财物。勾补苗民，户皆受累。忿曰：“我既失钱，而须得钱赔”。黠者遂纠众，伏道攫人。石满宜掘土中得犬石龛，状似龙头，以为当作苗王，乘寨民之怨，遂生叛谋。虽当今扑灭，而乙卯之乱已胚胎于此。往时百户与办苗外委，多外间奸民承充，迂苗户事件，敲骨吸髓，无所不至，甚至一苗在案，全寨被害。故滋事时，百户无一生者，善后事宜，深知其弊，革去之，苗中皆以为便。”

大冲突：乾嘉苗变和苗疆善后

二十：胜利的上半场—乾嘉苗民起义的酝酿和爆发

火塘边的谋划—苗疆头人的歃血盟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