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苗家后生、姑娘们的爱情，都是在赶边边场时播下种子的。一代又一代都是如此，不同的只是表白爱情的歌词与声调。湘西苗族青年恋爱，自由、浪漫而火辣。姑娘三五成群地在场上飘动，一朵朵花儿似的散发着靑春的活力、传递着爱的电波。三五成群的男子追上来，故意说，前面的姑娘，掉东西了！若她们装着沒听到，马上逃走了，证明她们的心已有所属，场边边的某一处有三五成群的男子正等待着她们去对歌，做进一步的了解；若她们听到喊声停下了脚步并说，那你帮我捡起来不行吗？做点好事。标志着一场爱情大戏，已经拉开了序幕。这种没话找话说，是男女双方搭腔、交流的借口，或者称是笫一步，过眼綠关，看有沒有往下交往的感觉。有的爱情开场戏，是男方向女方讨东西吃，当然讨吃是假，找理由搭上话才是真，如讨糖、讨果子或讨莱、讨水等来试探姑娘的心意，若姑娘对你甜甜一笑并把手中的糖果毫不犹豫地递给你，说明有戏，有故事；若姑娘听到小伙子的讨吃声，显露的是一身的冷意且还骂一句：“饿痨死的”
证明她对你沒有兴趣，求爱的男子就该知趣地黙黙走开，另寻出路了，这种情况，千万别再去试探，否则会遭到姑娘的斥责，碰得一鼻子灰。那些性情温和的姑娘，如果不愿意和你交往，她一般既不骂你也不露出明显的厌恶你的样子，只是自己悄悄地走开，不愿同你去多说什么。
对上眼的靑年男女，会马上不约而同地离开场的中心漩涡，到场的边边处对唱起情歌，来考察对方的智力可否承担起生活的载重，可否有能力把生活中的每个日子过好。由此，树荫下，小溪边的草坪变得诗情画意，处处留有情的烙印、处处开着爱的花朵。甜蜜、柔情的山歌声四处飘荡，男女双方会过唱歌打听、了解对方的家庭情况以及个人是否品行端正、热爱劳动等。了解完这些情况过后，若双方相互满意就会继续往下交往，否则，就会到此为止，各自开始自已新的寻找。
上世纪七十年代，笔者曾经在腊尔山的夺西小住，夺西是当地的一个大集，晚上睡了后还曾听着当地男女苗族青年彻夜对歌，那歌声悠扬，充满着情和爱，让人听了久久难以忘怀。
当然现在已经很难看到赶边边场的了。改革开放后，苗族青年男女都出去打工，在外面和认识的人就恋爱了。网络的兴起更是让人多了交往工具。边边场现在在湘西基本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
赶集对歌的苗族姑娘
边边场往往选在集场外的树林里
圩场—开还是不开？
无论对朝廷官员还是对苗民来说，赶场都是一件大事。因为这牵涉到苗疆政策的根本，即苗民和客民是不是来往。
苗疆客民与苗族之间的贸易是自由的。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湖广提督俞益漠在《戒苗条约》中提到苗疆贸易时曾经以劝慰的口气对苗民说，盐和布是你们苗民急需的，但都因为你们性好劫杀，以致无人敢进来交易，即有转卖进来的，价钱又贵，所以你们苗民历来常受寒冷淡食之苦，殊属可怜。你们若不劫杀，则汉人进来交易者多，将你们土产，以换盐布，岂不两得其利?你们若守法，可以到乾州、五寨司买去，其价更贱。从这段话可见，当时朝廷并不限制苗疆贸易，客民可以到苗寨去卖盐卖布，收购土特产，苗民也可以到乾州、五寨司（即镇筸城）去买东西。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也就在平定镇筸红苗起义后，请朝廷颁布政策，确定于汉苗居住之地设立市场，“每月三日，听苗民互市，限市集散”。
苗疆开辟之后的康熙五十年(1711年)，湖广总督傅敏巡视苗疆时为便于管理，进一步将这种民间贸易管理起来，首先官方进行了选址，即民苗出入适中之地，当时选了得中营汛属的宜都营，前营的箭塘营，右营的西门江，左营的窑头坡，在这几个地方设立集场；然后确定了时间，即每月初十、二十五二日，令苗民两次会集贸易，也就是一个月两次；管理的方法就是赶集时该管百户与该汛弁目带领兵丁监替稽查，令民苗集于辰时，散于午时.…民人售卖货物，亦止须盐米服食等项，其余硝磺军器有于禁令者一概不许货卖，也就是只年买卖日常生活用品，不准客民向苗民售卖军火器械。
这时苗疆贸易还仅仅是禁止军器(主要是铁器)，到了雍正五年(1727年)民族间的土地买卖与借贷活动亦受到严禁。这就是傅敏奏《苗疆要务五款》中所禁之项:“请自后除集来粮食，买卖布帛，见钱交易，毋庸禁止。民与苗卖产借债，责之郡县有司。兵与苗卖产借债，责之营协汛弃。自本年为始，许其自首，勒限赎还，犯者照律治罪，失察官弃，严加参处。”这样的民族间贸易一直延续到乾隆前期。
但政府允许开集市是有条件的，明确严禁“私贩火药军械”等物。各位看官要纳了闷了，这不允许“私贩火药军械”并不是什么苛刻的条款呀，现在的社会“私贩火药军械”不也是一项重罪？但别忘了，这是在十八世纪清代的腊尔山苗疆，这里还是一片荒凉之地，森林里还响彻着豺狼虎豹的咆哮，而苗民们也还要靠打猎觅食来弥补粮食的不足，所以在官府和外人看来是“火药军械”的禁物，在苗民手中只不过是防身器械和生产资料的猎丨枪丨和火药。一项重要的生产资料被禁止交易，这集市交易意义当然是大打折扣了。
官方还在场址选择和具体开展的问题上颇费了一番脑筋，异常谨慎。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湖广总督郭世隆提出，民苗贸易要以“塘汛为界”，“苗除纳粮买卖外，不得擅入塘汛内，民亦不得私处塘汛之外”。所谓塘汛就是明清军队驻防地，设驿站关卡。“汛”是清代兵制，凡塘汛镇千总把总、外委所统率的绿营兵都称汛，其驻防巡逻的地区称汛地；而“塘”据《六部成语兵部塘兵》阐释：“比讯狭小曰塘，比塘狭小曰铺。”
塘汛就成为苗民的一条分界线。《清史稿食货志一》也载：“各省民人无故擅入苗地，及苗人无故擅入民地，均照例治罪。若往来贸易，必取具行户邻右保结，报官给照，令塘汛验放始往。”
改土归流后苗疆土司制度崩溃了，但社会却并没有太平，一系列社会与民族的问题因之而生，其中尤以骤然紧张的苗汉关系为甚，大量江西、四川等省的汉人，或因军务、流寓，或因商务（有商屯之说：募盐商于多边开中，谓之商屯）填籍进入苗疆,民族冲突时有发生。显然，这种状况是政府不愿意看到的。
故清政府只得再谋民苗区隔规禁之策。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在湖广总督傅敏即定的治苗“五款”中，就重申了“严禁苗民互为婚姻”之例，同时认为：“苗人之所欲惟利”，其“日用所需”，多为“盐布、丝麻、绒线等物”。如官方能“为之设集场，通商旅，以贸迁有无”，苗人则“群情自然畅悦”，其间纠争将自然减少。
也正因如此，朝廷在新辟苗疆设永绥厅后，“择大村寨适中之地，立集场数处”，规定贸易：“苗人至民地贸易，请于苗疆边界之地，设立市场，一月以三日为期，互相交易”，但规范之下的民苗交易，主要限于一些日常生活所必需品，同时明令苗人不得越界，出入州县依然得派“佐贰官督视。”
到了乾隆朝，乾隆对苗疆的问题有自己的认识：“历观往事，苗人之滋衅酿祸，实汉奸为之厉阶。此汉奸之出入苗寨，所当严为稽察禁绝者也”。这证明他对苗疆的情势基本还是清楚的。
基于这种认识，乾隆时期采取了严厉的防范措施，全面禁止汉民出入苗境。《酌议抚苗事宜三条折》规定:“至民苗许其交易，原止附城百姓，其苗人尚寨，汉人出入仍当严禁。”乾隆十年(1746年)湖南按察使徐德裕奏陈《苗疆应行应禁事宜四条折》规定:“嗣后凡湖南有苗之各厅州县地方，如向来已设立街市墟集，与苗寨相近者许苗人每逢市集一体贸易，永禁小贩等人私入苗寨，以杜奸民混入其中，滋生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