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苗民的课堂：铜不沾铁，苗不能沾客
撕裂的伤口—往事并不如烟
按理说，改土归流后的苗疆生产得到发展，交通得到了改善，贸易开禁，也兴办了学校，苗民的生活应该好起来了，不应该有什么不满了吧？
但是乾隆到嘉庆年间震惊湘黔边境的“苗反”却确确实实发生了，这其中的因素可能很复杂。但明朝廷对苗疆的征战，清朝廷在苗疆开辟过程中杀人太多是一个原因，苗民是非常记仇的。
为控制“生苗”区，明朝统治者曾一多次诉诸武力，进行大规模的征战和屠杀。如对湖、、贵、川三省交界的腊尔山地区“生苗”据记载就有“宣德六年，腊尔苗叛，都督肖授、都御史吴荣率汉土兵十有二万讨平之。班师后随叛，昭授等各戴罪进剿，乃冒暑夜驰，直捣苗巢，掩杀过半”，有说“肖授直搞捣其巢，兵屯池河(今凤凰县境)，扑灭凡尽”。可见，当时这二地区苗族被屠杀的人数是相当多的。嘉靖年间，以腊尔山为中心的湖矿舫‘民起义，明朝廷先后遣万镗、张岳统湖、贵川官兵进行镇压，结果，“经大举，计擒斩及冻饿身死者，己洗除过半班。其先擒后纵并脱逃复业之苗，不过十之二三”。对黔东南以雷公山脉为中心的“生苗”区，明朝统治者大观模使用武力的次数也不少。如据记载:“洪武二十二年。都督何福奏讨都匀叛苗，斩四千七百余级，擒获六千三百九十余人，收降寨峒一百五十二处”。“洪武三十年，古州峒蛮林宽者，自号小帅，聚众作乱。命湖广都指挥使齐让为平羌将军，统兵五万征之”。成化初，湖广总兵官兼镇贵州右都督李震，“由铜鼓、天柱分四遭进，连破贼，直捣清水江，因苗为导，深入贼境，两月间破寨八百，焚庐舍万三千三百”。成化十二年，“烂土苗龙洛道称王，声言犯都匀、清平诸卫，命镇远侯顾溥率官兵八万人，巡抚邓延珊提督军务，太监江德监借军，往征之”，“令熟苗诈降，诱令入寇，伏兵擒之，直捣其巢，凡破一百十寨”。
清代的苗疆开辟也是血淋淋的。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作为清廷开辟腊尔山“生苗区”序幕的那场征剿，清王朝由协镇郭忠孝、副将靳起功、参将赵文实等统领长沙、常德“各协官兵”进剿，并调永顺、保靖两个土司的士兵“赴援”，兵分四路向腊尔山中心地区地良坡、爆木营和天星寨发起攻击，在爆木营下寨“计斩逆苗二千七百有奇”，接着进攻补顶、大塘、鸭保、革多等寨，苗民先后又被屠杀近千人，“坠崖死者不胜纪”。二十九年正月，围攻天星寨，到三月，苗民弹尽粮绝,突围不成，被迫“饮血投顺”，“平服百余寨”，“男妇全活者将万余”。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八月”清礼部侍郎席尔达、湖广总督喻成龙、湖南巡抚赵申乔和提督俞益漠等，统领湖南、广西、贵州三省官兵进攻腊尔山区。礼部尚书席尔达等率领荆州驻防满兵千名，并率领广西、贵州、湖南三省兵力，直逼湘西镇筸苗寨，天星、马鞍山、毛都塘、七兜树、打郎湄、亮老家、两头羊、糯塘山、老旺山等寨的苗民，不肯屈服，进行武装自卫。席尔达便以湘、桂、黔三省的满、汉兵力及保靖、永顺两土司兵力对上述苗寨进行分路进攻。白该年十二月十三日至二十三日的11天时问内，天星等苗寨相继失陷，苗民被杀约5000余人;被迫缴械投降约有303寨，计4563户，8418口。清中央土朝的这次“进剿”行动，动用了三省的“满汉官兵”及土兵，大小共计十余战，屠杀苗民数千人。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镇筸苗叛乱，总兵张谷贞攻拔10余苗寨后剿平。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老皤潭苗吴老吉等攻陷得胜营（今凤凰县吉信镇），巡抚赵申乔下令剿平。
需要特别之处的是，清政府对于不同种类的苗族的态度是有一定差别的，对于红苗，清政府一直认为是叛服无常、柴鹜难驯的“苗蛮”，而特别加以防范。如果红苗归化顺利，清廷则十分欣喜。
康熙年间成书的《红苗归化诗》序中云:“皇帝御极五十余载，化成
德洽，九州八荒之地，莫不顺则，苗民处黔楚之间，旧隶长司者寅献弥谨。惟红苗滋种山谷，历代所不能绥，凭深阻险，旷绝礼教”。
（《红苗归化恭纪诗》）康熙皇帝特意下令对红苗进行抚绥，嘉奖顺明红苗。红苗归化后，清廷又组织翰林院臣六十九人分别赋诗恭纪，说明红苗在诸苗中的地位与作用有别于其他苗人。
在镇压雍亁苗民起义过程中，大量苗民躲进雷公山，以为清军不会入山进剿。但张广泗不惧雷公山险恶，命令诸军分别扼守筹口，采取四面封锁，层层合围，步步进逼的所谓“竭泽而渔”战术加以清剿。乾隆元年(1736)四五月间，“将士犯瘴病，冒棒莽，靡奥不搜，靡险不剔，并许其党白相斩捕除罪。由是惑魁圈漏，俘域万计，其饥饿颠陨死崖谷问者，不可计数。盖穷开辟以来，人迹不至之区，天日不临之地，而大搜深入，山泽不能匿污，从来鬼方挞伐未有涤荡廓清若斯之烈者也。”六月，“复乘兵威搜剿附逆熟苗，分首恶、次恶、胁从三等，涉秋祖暑，先后扫荡”，接着又扫平丹江、平定古州、台拱、施秉、凯里、黄平、八寨和清江下河南北两地的暴动苗寨。
从雍正六年(1728年)至乾隆元年(1736年)，鄂尔秦、张广泗调集了七省兵力，对雷公山“苗疆”进行了历时八年的镇压和屠杀。其中仅雍正十三年(1735年)至乾隆元年(1736年)，清军在“苗疆”焚毁苗寨千二百二十四寨，占整个苗寨的百分之七十五。其余三百八十八寨，多系寨小丁弱，免遭焚毁茶毒者也难于生存。“临阵斩首者共一万七千六百七十余名。临阵生擒共二万五千二百二十余名，在军营泉示者共一万一千一百二十余名。这次对黔东南“苗疆”长达八年之久的镇压屠杀，正如有些文献所说，“皆毁其室户，戮其丁壮，俘其老幼，阖寨不留一人。…苗人死者前后不下三十余万。…至是杀戮什之七、八，或数十百寨无一人。”又将所谓“叛田”七万余亩收作“军屯”
“逆产”无数没为官资。
这种大规模的屠杀，不容易从苗民的记忆中抹去。
根深蒂固的歧视
原来的苗民和客民是不相来往的，腊尔山苗疆“开辟”后，大批客民进入了苗区，围绕在边墙附近的圩场也开始交易了，苗民和客民开始有所接触，他们的生活开始有了交集，由此两个民族的文化也由过去的生疏、隔膜到逐步有所了解。
改土归流之后，原来的土民与熟苗因汉化较深，与民无异而获得了流官们的认同,很快就同化了。
然而这一切对于为数众多“生苗”而言才是一个新的开始。文化水平的巨大差异，使得地方流官们对他们充满了轻视与鄙夷的情绪。这种情绪也明确地表现在了地方志的记载中，对于苗族的描述都是诸如“苗人狼子野心，猜疑反复，柴鹜难驯”、“蠢尔红苗”、“苗性贪残，惟利是图”、“尔等苗人，生来便是凶恶”等鄙夷之词。官吏们的这种情绪反映到苗疆的治理中，无疑加剧了双方冲突与对抗的态势。
在朝廷官员眼里，腊尔山红苗历来被指认为苗人中剽悍冥顽之最，方亨咸《苗俗纪闻》称他们均随身携带腰刀，乾隆四年湖南巡抚冯光裕则说“楚省红苗，最为犷悍”，乾隆三十一年湖南辰永沅靖道富泰亦有云:“辰永沅靖道一带地方皆系苗疆，而辰州三厅(即腊尔山区被开辟为新疆后所设置的乾州、凤凰、永绥三厅)红苗尤为顽犷。”因此，嘉庆年间严如熤在撰写《苗防备览》时，集中将红苗地区当成了防范要点。
清朝中后期，在汉族移民中曾流行过的“无苗不富”这句谚语，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当时的“苗种”社会在汉族“客民”掠夺下所面临的悲惨状况。在这过程中，来自各个“苗种”社会也进行了强烈的抵抗，但这些起义最终都被镇压下去，它非但没有改善苗民的处境，反过来，，更加强调和突显出“苗”的“野蛮性”的一面，凡言及到“苗”，几乎都与“野蛮”同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