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永绥厅，“民自内地而迁，历年开垦，渐觉充裕”，在辰溪县，“辰邑山多田少，生计为艰，农民耕作田毅而外，或山或地，广种荞麦、粱、叔、包谷诸杂粮，及棉麻蔬菜桐茶松榆等树，以资生计。近虽山巅水涯，亦皆垦套无旷土矣。”杂粮与旱地作物的推广在较大程度上缓解了人民的粮食紧缺问题。
这迫使山区农民不得不大量开垦山地，种植杂粮来解决粮食问题。清人陶澎说:“窃湖南一省，半山半水，…至于深山穷谷，地气较迟，全赖包谷、薯芋杂粮为生。”
龙山县“邑山多田少，男女合作，终岁勤动不体，方春视山可垦处，难草伐木，纵火焚之，火熄土松，肥腆异常，谓之烧舍，种殖杂粮甚茂，而包谷尤为大庄”。_永绥厅“山多田少，…高坡侧壤，广植荞麦、包谷、粟寂、豌豆、红薯，虽悬崖之间亦种之”。凤凰厅“今厅境居民相率垦山为陇，争种之(玉蜀黍)以代米。…山家岁倚之，以供半年之粮。…为利甚普，故数十年来，种之者日甚多”。杂粮的种植基本满足了山区的粮食需求。然而山区垦荒，种植杂粮，是“与林争地”，土地垦殖增多，森林就相应减少。最初在开垦原荒时，人们常常采取烧舍的方式“沅湘间多山农，家惟植粟，且多在冈阜，每欲布种时则先伐林木，纵火焚之，侯其成灰，即布种于其间，如是则所收必倍，盖史所谓刀耕火种也”。这种垦殖方式严重地破坏了森林资源。
在这种情况下，改土归流后苗疆的种植结构发生了演变，从外地引进了适于山地种植的玉米、番薯、洋芋等品种，这些作物产量高，耐旱耐涝，适宜于山区种植。玉米、番薯大致在改土归流后，永顺、辰州等府、永绥等厅在乾隆后期已是普遍种植包谷。
包谷的种植地不择肥瘠，播不忌晴雨，而且高下皆宜，“凡七里高处无水源所在均宜种植包谷”，改流后在苗疆得到广泛的种植。康熙、雍正年间，玉米在一些地方不过是“民家惟菜圃间偶种一二以娱孩稚”的新奇之物，但在乾隆后期已是“延山曼谷”皆种植玉米，并被山区农民“持为终岁之粮”了。这一时期地方志满是这类记载：永顺府“民食所资，杂粮为多”，“杂粮中所产(包谷)最广”。永绥厅乾隆年间年产“包谷万余石”。凤凰厅“今厅境居民相率垦山为陇争种之(包谷)以代米”，“山家倚之以供半年之粮”，“肩挑舟运达于四境，制洒者购以酿酒”。乾州厅“俱种杂粮于山坡，包谷为最”。松桃厅“山谷高耸阴沉之处广种包谷”。辰州府，“旧邑新厅居民相率垦山为陇，争种之(玉米)以代米”。沅州府各县，“凡土司新辟者，省民率挚擎入居，垦山为陇，列植相望，岁收(玉米)了，祷米而炊，以充常食。”原土司区的龙山县，“居民相率垦山种之”，自乾隆以后，“数十年来，(玉米)种之者日益多。”由于玉米被大量地引种推广，在不少山区已排挤稻、麦、粟、梁等传统食粮，成为人们种植和生产的主要农作物了。
成书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的《凤凰厅志》最早记载番薯引种情况，“曰甘薯，朱琰(种薯论》:薯行圆长，紫皮白肉，味甚美。补益脾胃，可生食、蒸食、煮食，可作粉酿酒，养人与米谷同，来自海外，俗名番薯，因其色红，又名红薯。种法:或用藤插人地，或切薯片载之，一亩可收数十石，数口之家，便足一年之食。叶可作菜，藤收干可饲牲畜。其性耐早，又不畏蝗，种之易生，一岁两熟。今厅境亦知种之。”
番薯在苗疆通用的名称是甘藉，其它的名称还有红薯、番薯、白薯等。按常理推断，番薯引种时间应早于县志记载时间。其后的《龙山县志卷之十二物产志谷属》中，把番薯列于“谷之属”，“菇亦作薯。…前志属蔬类，然邑穷民赖其济食与包谷同，故附于此”。可见，番薯与水稻包谷一样作为当时重要的粮食作物引种栽种。清代末年，古丈县的番薯“民间以资日食”，一般家庭，只要能栽种一亩，如收获正常，就足够一年食用。
武陵山地土薄地贫，自古以来，不事农耕，农不知粪，轮歇丢荒，刀耕火种，粮食产量自然不会高。番薯具有耐早耐旱耐灾而高产的特性，番薯引种栽培，迅速成为山地、丘陵为主的苗疆主要粮食作物。乾隆年间，番薯随着大批流民涌人地广人稀的山区，人口迅速增长，粮食需求显著增加，低产的黍粟类作物已不能满足食粮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产量高、具耐早耐痔特性，有救荒裕食之功的高产作物番薯，很快在湘西山区普及。符为霖《龙山县志卷十一风俗饮食》说“山谷民日食杂梁、甘薯、芋魁…”。番薯栽培增加了食物品种，改变了湘西传统的粮食作物结构。
洋芋为耐寒作物，阴寒过甚、五谷不生的高寒山地可种植洋芋。永顺府属“农家种以助饱”。乾州厅“农人种以助饱”。凤凰厅“多种之以助饱”。可见改流后洋芋的种植在苗疆也较为普遍，洋芋的种植多集中于高寒山地，洋芋也成为高山地带山民的主要粮食来源。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苗土民为了获得经济来源，除垦山外，还常常伐木、烧炭、开矿，这进一步使森林资源减少。森林具有保持水土、涵养水源等作用。由于森林资源大量减少，地表缺少植被覆盖，加上湖南山高坡陡，降水丰富，常常有大暴雨，在雨水的直接冲刷下，非常容易引起水土流失，破坏农田水利，“山既开挖，草根皆为锄松，遇雨，浮土入田，田被沙压，…甚且沙泥石块渐冲渐多，涧溪淤塞，水无来源，田多苦旱，…各处小河既经淤塞，势将沙石冲入大河，节节成滩，处处浅阻，旧有破塘或被冲坏，沿河田亩或坍或压”妙，严重地影响了水稻生产。有时还引起山洪暴发，不仅人们的田地、财产会受到影响，甚至生命都受到威肋。地方志这样的记载很多。
不同的归属观—这块地是谁的？
随着种植业的发展，农耕生产赖以存在的土地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土地价格也日贵一日，如永顺县乾隆年间“所属田土价值，迩年日贵一日，偶遇出售民间，即争先议价，甚至已有田主，犹欲添钱买夺，期予必得”。土地作为农耕生产的基础，其价格的增长也反映出乾隆年间种植业得到了快速发展，种植业在农业经济中的地位日益突出。
苗疆土地的矛盾，不仅仅是移民和苗民自身人口的繁衍带来的，苗民和汉民对土地所有权观念的根本不同进一步激化了矛盾。
有些事情在客民社会那里是很简单的事，在苗疆那里却变得复杂了。
譬如说，这块地是谁的？在客民那里就很简单，客民通过开垦荒地，或者继承，或者买卖，就有了土地的所有权，甚至还有官方出具的土地所有权的契约（地契），这地是谁的清清楚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