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参加过苗疆乾嘉战事的朝廷幕僚严如熠后来在《三省边防备览》中有大量材料反映当时川、陕、鄂三省边界的人口来源及组成情况，证明了“江西迁湖广，湖广填四川”的说法，他说：当地“土著之民，十无一二，湖广客籍约有五分，广东、安徽、江西各省约有三四分”。这些外来居民，往往“扶老携幼，千百为群，到处络绎不绝。不由大路，不下客寓，夜在沿途之祠庙、岩屋或者密林之中住宿，取石支锅，拾柴作饭，遇有乡贯便寄住，写地开垦，伐木支橼，上覆茅草，仅蔽风雨。”他们居无定所，所至之处，仅以简易木棚庇身，因此被统称之为“棚民”。这些“棚民”，迁入峡区耕种，促使农业开发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这种形势下，清初大量汉民涌入了沅水中游的辰沅河谷地带。

“田尽而地，地尽而山，山乡细民，必求垦佃，犹胜不稼”，说出了土地垦殖的一般趋势。康熙中后期，当湖南境内的抛荒土地基本上被垦完以后，人们逐渐进入山区寻求生计。

经过明末张献忠农民军和清初吴三桂叛军以湖南作为主战场的大规模战争，沅水中上游地区遭受了严重破坏，经济颓败，人口剧减。同治《溆浦县志》载：康熙年间“初入溆境，一望惟余茂草，四顾绝少烟村”，“屋宇俱为毁烬，男妇半毙锋摘。其重役难支，饥饿不免者，复播逃远避”。明末开始的战乱对沅水流域的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土地荒芜十分严重。顺治十三年(1656)，辰州“庄佃书役夺掳逃亡，田地尽为茂草，百里绝无人烟”。

清朝政局逐步稳定之后，从康熙中叶开始，清政府推行鼓励垦荒政策，于是人多地少地区的大量人口在政策导引下，纷纷流向长江中上游的丘陵山区，垦辟那里的广裹土地。时人顾炎武说:“近年深山穷谷，石陵沙阜，莫不义阔耕褥。”

湖广西部与贵州交界的沅水中游地区，由于清前期湘资、洞庭平原、丘陵已开发殆尽，随人口增殖而增加的“湖广无业之民”遂向西迁移，进入沅水中上游地区。沅水流域的荒地逐渐得到垦复。如康熙三年(1664年)五月，湖南“宝、永、辰、郴、靖五府属”报垦634顷;同月，“岳、长、衡、辰、常、靖六府属”又报垦518顷36亩.雍正年间，沅水流域的耕地面积情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的垦地成绩。常德府的田地实有面积已达原额面积的98.6%，辰州府的实有耕地也恢复到原额的99%，而且还取得新垦成绩，尤其是靖州，报垦耕地达二百多顷。

虽然沅水中游地区除了沅水及其支流河谷的沅（陵）麻（阳）、淑浦、安洪、芷怀、渠阳等山间盆地以外，普遍山多田少，但是明末清初以来适合山地种植的高产作物番薯、马铃薯特别是玉米的传入中国并迅速推广，解决了山地移民的生活需要。辰州府志的记载就说:“今辰州旧邑新少，居民相继垦山为陇，争种之以代米”。所以，移民沅水中上游山地丘陵地区垦荒种植形成热潮。

但是，在苗疆开辟和改土归流前，这种移民主要还是在沅水河谷地带，无论是腊尔山生苗区还是土司区，除了明代有组织的军屯方式移民外,汉民移民往苗疆还是比较少的。

民入了峒—改土归流后移民对苗疆的冲击

清政府在改土归流中，废除了对这一少数民族地区“汉不入境，蛮不出峒”的禁令，由于苗疆为地旷人稀的山林地区，因而，这一区域成为移民的重要目的地。湘黔苗疆是受到清中期汉族人口激增冲击较大的地区，大量汉民在雍正、乾隆年间流入湘黔苗疆。进入山区的移民更是日益增多。永顺“改土后，客民四至”。沅州府“凡土司之新辟者，省民率掣擎入居，垦山为陇，列植相望”。

由于在朝廷看来，当时苗区“可以开垦成熟者甚多，而山地较广，苗人无力遍种，尽为抛荒，深属可惜”。在这种情况下，清朝廷一方而采取各种措施招民开垦。如保靖县规定，有开垦百亩以上者，加重奖赏。另一方而，改土归流后，清政府除酌留部分土地以“恩赐”名义给予土司及其下属外，其余大部分没收作官田，租给农民耕种。龙山县甚至“任民自由开垦占田”。土司原来封占的荒山荒地，人民也可以自由开垦。

在政策导引下，外来汉民纷纷涌入，或垦荒，或买地。当时的田地买卖，易于得到官府的认可，只要向官府呈报，就给予执照，“准其永远为业。于是掀起了一个兼并土地的浪潮，结果形成“客民之侵占日见其多，苗疆田地日见其少”的局而。湖南巡抚蒋溥奏酌议抚苗事宜奏折中载:“苗地不许汉人往来，原恐其唆弄生事，地楚南如永顺、永绥、乾州、风凰营、城绥(城步、绥宁)、长安营(城步)各处，俱就苗地设立府厅县治，建城安营，内地民人俱纷纷搬往，或开铺贸易，或手艺营生。”

光绪《龙山县志》后来还记载了移民的来源:“客民多长(沙)、衡州)、常(德)、辰州)各府及江西、贵州各省者。”这其中以本省移民为主，兼有邻近的江西、贵州移民。“江西吉安府”、“湖广麻城孝感”在民众的社会记忆里成了类似于“山西洪洞大槐树”式的祖源象征之地，无疑能够说明确有相当数量的移民进入武陵地区落地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