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土归流之后，随着土民居住区与内地的联系的加强，文化上也相应地得到了发展。雍正十二年（1734年），署理湖南巡抚钟保以永顺设府以来，“人文日盛”，奏请在府县设学，府学设教授，额取文武童生各十二名，保靖等县各设训导，各取童生八名，另在府城建立考棚，雍正帝给予批准。
为了吸引更多的苗疆子弟向学，朝廷鼓励民苗子弟参加科举考试，并且还颁布一些优惠政策倾斜照顾苗族或者土家族学子。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湖南学政潘宗洛明上疏言:“惟既奋武于前，宜即睽文于后…熟苗归化，愿改入汉里，即应许以民籍应试，…使汉苗无殊，则熟化为民，生化为熟，可为楚南久安长治之策。”通常情况下，清庭对这些苗、瑶等少数民族考生的要求是一允其请，给予平等的科举权力，甚至在录取上还专门设立“新额”、“专额”，以示照顾。“永、保、龙三县，亦多取土童，少取客童，…
十六、土地的争夺—蛮不出境，可民入了峒
人口—清初人口西移和沅水中上游的移民
在后来的道光年间，学者魏源对苗疆乾嘉苗变的分析可谓是一针见血：“国初苗患，在于未谙情势，或邻妆粉饰，邀功之习，是以改流后七十年，复有乾隆六十年之变。”
什么是乾嘉年间的情势？客民对苗疆土地的争夺。
康乾盛世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人口的大规模增长。
康熙时期中国人口重新突破1亿，乾隆五年清查人口时，全国人数1.4亿，到了乾隆二十七年，已经超过2亿人，乾隆五十五年突破3亿大关。
人口为什么会增长？明末引进的高产作物玉米、番薯的大面积种植，使得粮食产量能够养活大量人口；清初以后，社会长期安定，百姓有了休养生息的时间；而康乾年间“盛世滋丁，永不加赋”，“摊丁入亩”等宽松的税收政策的实行，使百姓可以毫无顾忌的生育繁衍了。
但是，人多也不一定是好事，否则我们现在也不会实行计划生育了。人口的增长给清王朝带来巨大的人口压力，同时饥民、流民现象开始频繁起来
清中叶的人均占有耕地面积，据《清实录》和《大清会典》的统计计算，一七五三年全国人均占有耕地约为四亩，以后历年递减，一七六六年为三点七五亩，一七八四年为二点六六亩，一八一二年只有二点三六亩。根据中国当时的粮食亩产，清代学者洪亮吉（1746～1809）在曾经研究得出结论：“率计一人一岁之食，约得四亩”，要四亩地才能养活一个人，这表明，在十八世纪下半叶，中国人口的增长已大大超过了土地资源的负载力，整个社会生活水平已处于“饥寒界限”以下。
生齿日繁而人多地少、无田可耕的矛盾日趋尖锐。在内地平原地区，人口密度高度集中，但“水陆可耕之地俱经垦辟无余”，土地开发已达饱和点，现有土地已不足养活当地人口。受粮价、田价腾涨的刺激，官僚、地主、商人乘机疯狂兼并土地。
土地兼并状况已经超过明末。至乾隆末年，情况更为严重，皇室、王公贵族占有的庄田和八旗官兵的旗地即达80 多万顷，占全国耕田10％左右。一般官僚、地主、富商也竞相购地兼并，河北怀柔郝氏据有“膏腴万顷”，浙江奉化黄氏亦“腴产数千顷”。
这种状况有点像当代的房地产市场，由于有涨价的预期，大家都抢着买，有钱人买得更多。当时也有官员想到我们现在对付房地产市场疯涨的办法—限购。漕运总督顾琮曾提出限制兼并，每户“以三十顷为限”。但是皇帝不同意，乾隆答称：你以三十顷为限，则未到三十顷者仍然可置买；即使己至三十顷者，分之兄弟子孙名下，不过数顷，未尝不可置买。何损于富民，何益于贫民？乾隆的话有道理，当时的技术手段实际上很难限购。此刻在兼并大潮面前，连皇帝也一筹莫展。
土地兼并日益加剧的结果，自耕农纷纷破产，出现大批流民。流民中的一部分成为佃农的后备军，加剧了佃农租地的竞争。地主往往利用这种情况增租夺佃，加重剥削。也有少量流民转入手工业部门，但这种在损害农业前提下发展起来的手工业很难持久。
人口的高度增长直接导致物资短缺、物价腾涨。由于粮食的短缺，粮价和田价扶摇直上。据清代学者钱泳记载，苏、松、常、镇四府，“雍正、乾隆初，米价每升十余文。二十年虫荒，四府相同，长至三十五文，饿死者无算。后连岁丰稔，价渐复旧，然每升亦只十四五文为常价也。至五十年大旱，则每升至五十六七文。自此以后，不论荒熟，总在二十七八至三十四五文之间，为常价矣。”“闻五十年以前吾祖若父之时，米之价以升计者钱不过六七，布之以丈计者钱不过三四十。今者不然，昔之以升计者钱又须三四十矣，昔之以丈计者又须一二百矣。”可见米的常价，到乾隆末已升至四五倍了。
土地的高度集中，更进一步加剧了当时人多田少的矛盾。大批丧失土地的农民，其中一部分成为地主的佃户和雇工，而绝大部分沦为无业游民。为了谋求生路，他们纷纷向外迁徙。一部分流入城市以乞讨为生或进入工场作工，一部分流往海外侨居谋生，而大部分涌向深山老林或海岛边疆垦荒。内地省际边区，如川陕楚交边山区、湘鄂西山区、湘南山区、皖南山区、湘赣边山区、闽浙赣交边山区，以及边疆的云贵、台湾、海南、蒙古、东北等地区，无不有流民垦殖的足迹。
贵州省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在籍人口只有13，697人，但是乾隆十四年（1749年）就猛增到3，075，111人，到了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更是达到了5，167，000人。也就是说，贵州人口从康熙年间到乾隆末期一百余年间，人口猛增了数百倍之多。